一纸大学毕业书

      以促进儿童健康发展为目的的个人征程已经过去了56个年头。大学学习是征途的第一站，是诸多恩师以言传身教为我步入幼教事业领域奠定基础的始发站。在纪念我国百年幼教的神圣时刻，谨将亲身经历的片断追述以表达内心的感动和崇敬。     桌上摊着我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社会工作系儿童福利专业的毕业证书，它巳经微微泛黄，证书上吴贻芳校长和钱且华系主任的印章，以及证书背面我在校学习四年的成绩表，将我带入沉思。 一     1947～1951年，这四年，跨着新、旧社会两个时空，我共修得140.25个学分。咀嚼着成绩表所折射出的课程现，我再次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首先，我为校方十分重视普通基础学科而感动。解放前的1947～1948学年度的“基本国文”“基本英文”“英文选读及作文”“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经济学”“逻辑学”“哲学概论”“普通生物学”“补习物理”“音乐通论”等科目和新中国建立后的1949～1950学年度的“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中国社会思想史”“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政治讲座”等科目，共计71.5个学分，显示了普通基础科目占四年总学分二分之一的比重，并且突出了文、史、哲、数、理、生、化等文理科目俱全的特色。可能有人会说：你的成绩表中并没有数学。是的，那是因为我入学考试的数学成绩达到了校方的要求，人学后获得了免修待遇。也许有人会想：为什么物理科目冠以“补习”两字？那则是因为我入学考试的物理成绩与应有水平差得较远，入学后必须先行补习。那时，为大一新生设置的“补习”基础科目还真不少，国文、英文、数学、化学等等，只要入学考试成绩未达标，都要接受“补习”。进修“补习”科目是没有学分的，学习课时却并不少。补习的时间长短并没有一定之规，而视个人成绩确定解除“补习”的时间。这种一视同仁的全面、严格要求前提下所凸现的实施过程中因人而异的灵活性，促使文学院和理学院的新生都比较重视各类基础科目的学习。我个人在进人三、四年级学习“统计学”“统计图表学”“医药社会工作”“个案工作”等专业科目时，便切实体会到校方重视基础学科并为之设置“补习”科目的良苦用心。 对于社会工作系儿童福利组设置的专业科目，今天细细品味其中蕴含的科学性，似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更加感知其基本特色源自于她的全部专业科目均被统帅在有利干学生将来通过有质量地服务儿童从而有效地服务社会的根本目标之中。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依旧记得二年级攻读了占全学年总学分58％的专业科目（如“社会学”“经济学”“社会统计”“普通心理学”）之后，对认识社会和社会人的特征是认识和服务儿童的前提的那种猛然感悟时的感觉。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萌发了必须努力站在认识宏观社会、经济和其他人文科学特点的高度来获取服务儿童的理念的自我要求。待到三年级，“社会工作概论”“社会工作方法”“社会调查”“社会工作实习”“社会统计图表学”等科目与以儿童为对象的“儿童福利概论”“儿童心理学”“儿童院所教养”等科目以每科基本相等的学分在同一学习阶段要求我们学习时，我既感知了“儿童工作方法”与“社会工作方法”理论上融汇贯通的特点，又通过见习和实习体验到在实践过程中必须注意掌握儿童社会工作方法与社会工作方法的各自特点，而二者差异的关键可能集中于两大因素上——一是社会因素，另一是生理、心理特点因素。     四年的专业科目学习还有一个明显特点：通过各有关科目，促使学生明了——惟有将不同处境的儿童均包含在儿童福利事业范畴之内，方才具备树立有质量地服务社会观念的前提条件，也才能够自觉提高服务儿童和服务社会质量的能力。这里，既有服务儿童和社会不同阶层的理念的确立，更有为之服务的实践能力提高的要求。解放初期，当我还是一个大学三年级学生时，便和同学们一道，在“社会调查”科目学习过程中，接受南京市公安局委托的任务，深人妓女相对集中的夫子庙，进行将妓女改造成新人的调查和说服教育工作。这是对社会最底层的一个特殊群体的调查，怎样去接近她们才恰当？怎样才能了解她们的真实思想？怎样促使她们产生向我们倾吐心声的要求？……靠理论认识编制调查提纲是必要的，但也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为提纲准备几种不同的具体的提问方式，还要靠面对面了解情况时的谈心诚意和随机应变的技巧，还要靠拨动她们新生自救心弦的耐心。最后，我们还要将调查情况提练成可供市公安局制定政策时参考的有相当信度和某些策略建议的书面报告。与此同时，个人革命人生观、世界观的建立也受到种种影响——一方面，在年轻姐妹用生活贫困和疾患痛楚交织而凝成的泪水中，我获得了破旧立新的催促力；另一方面，当个人的同情和热情遭到虚伪言行的欺骗时，又会在失望中受到考验。同是在三年级，通过社会工作方法之一的“个案工作”科目，我选择了劳苦阶层的某些儿童为对象，通过为儿童个体及其家庭进行对症下药的心理（也有生理）状态调整的锻炼，进一步了解了这个阶层的某些活生生的实情，更增添了将来必须为劳苦大众及其子女服务的感情和决心。     此后，通过社会工作方法之二的“集团工作”科目，我又学习掌握促进正规儿童教育机构的儿童集体获得不断进步的理论和基本方法，并通过实习获得了为缺乏家人正常照顾的孩子组织校外活动以促进其生理、心理素质提高的工作要领的体验。如，通过“儿童行为指导”科目，我学习并获得了对行为不正常儿童进行诊断和矫治的实际锻炼；通过“医药社会工作”科目，除了得到在普通医院对成人和儿童进行心理辅助治疗的锻炼机会，我还有机会在精神病院，对侵蚀儿童精神健康的较为普通的疾病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并在同情心和爱心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益加体会到儿童福利事业的质量与社会质量息息相关的真谛。当然，我经常的见习和实习，了解并为之服务的对象是“儿童院所教育”和“儿童发展”等科目所涉及的各类儿童教养机构，包括教育正常儿童的托幼园所和为丧失亲人和智能健康的儿童服务的孤儿院和福利所。     各专业科目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业务所涉及的儿童年龄均从零岁开始直至少年期。这种年龄跨度促使学生对从自然人发展至社会人的儿童时期发展的阶段性和延续性的特点有比较感性的体验。     上述以大社会为背景和以各类儿童发展的理论和工作方法为重点学习内容的专业科目，既为学生树立正确的服务观和掌握基本服务技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拓宽了就业渠道。记得毕业前夕，经系主任推荐和我自己联系的单位有着不同的专业范围——留校当助教，到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做社会工作，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从事儿童心理的研究，赴北海幼儿园担任教育第一线的工作，等等。那时，由于北海幼儿园于路伶园长在给马逢萱同学和我的复信中明确职务是“教养员”，使我们倍加向往，因为在我们看来，寄宿制幼儿园教养员拥有更加充裕的直接服务和研究儿童的机会，还有实现我们的理想计划的宽阔天地。北海幼儿园因之成了我们的首选工作单位。不料，毕业典礼后不久，校方下达了毕业生需服从政府统一分配的政策，我因之走上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幼儿教育处的岗位，迎接着新使命的考验。记得作为一名以协助制定、监督、落实国家幼教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的干部的初始阶段，非革命家庭出身和非教育科班出身的我，感到自己面临着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加强教育理论和教学法学习的两大努力方向和任务。我这样认识，也这样付诸行动。不过，在对待具体业务工作时，学生时期获得的理论和方法，自然而然地帮助了我解决进行调查和草拟计划时的一些问题。而那早已确立的无私地服务儿童和社会的事业观，在教育部良好思想作风的氛围中，经过领导和组织上春风化雨般的淋浴，得到了催化和提升，原有的事业观和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融合到了一起。     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我更加真切体味到吴赔芳教育思想在社工系课程设置中显现的厚实分量——使他的学生终身受益的无可估价的分量。   二     课程质量既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更体现在教师的教育观和教学过程中。钱且华、孙增敏、汤铭新、陈中凡、吴漩仪等教授的名字与她（他）们的教学艺术揉合在一起，以他们由里及表的教师风范随时影响着学生，永远鲜亮地活在学生心间。下面的零星回忆只能表达个人对恩师深切怀念之一二。 授课的方式尽管都少不了课堂讲述，但讲述时间和方式方法的选择却影响着授课效果。在记忆中的专业科目的讲授，很少放在某个专题的开始阶段，更少有将讲授连接成串和一讲到底的现象。孙增敏先生的儿童心理学课，在某个专题开始时，一般先让学生观察和写观察报告，在他讲解后，向学生提出修改原观察报告的要求，并提醒学生要特别注意将观察情景与她讲述的理论加以对照，并予以理论的提升。记得学习儿童情绪情感内容时，同学分成小组按教授指定的内容分别进行观察和整理成观察报告。我分得的专题是幼儿园儿童的笑和哭，我便按照所规定的年龄和受教育（或受照顾）单位的类型确定观察的对象、人数、观察的时间和记录方法。我当时选定了三个不同的年龄班幼儿，进行哭和笑的状态、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发生前后状况的观察和记录，然后对记录的情况先按年龄加以综合分析，再对不同年龄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形成文字报告。此后，聆听教授讲述，再对报告作思考和调整。如是，由于每位同学都在教授讲述前有了亲身观察、分析，对教授的讲述都倍加留意，予以思考和领会，甚至质疑。大家既有知识的丰富，又有注意和分析等能力的加强，很少有仅仅被动接受的现象。     搜集材料和主动交流是学习过程中常用的方法。材料有教授指定和学生自己搜索两大类。钱且华教授的“儿童院所教养”科目是十分注意学生搜集材料的广度和时代性的，还要求学生对材料加以归纳，提出个人的意见（赞同还是否定，其原因何在，等等）。有一次，我和张国英同学共同分得搜集儿童院所类型和发展现状的小课题，钱先生给了我们一篇较新近的国外资料，其他资料则由我们自行搜索。这是一个集阅读、翻译、分析、筛选、形成观念的综合锻炼过程，当然还有查阅资料的方法锻炼。最后，我们两人还要走上讲台，介绍我们的体会。其他同学也是每两人一组地完成规定的任务，20余人共有10多个组在台上分别报告自己的体验。同学们不仅获得了丰富的资料，还锻炼了上台报告的胆量和能力，对资料的归纳能力也自然得到了提高。钱先生坐在台下，认真听取学生的作业情况，最后不但对每组报告都给予中肯的评价，还归纳了全部汇报内容，给予材料理论的升华。对我们的报告虽然只给了简单的评价：“讲得很清楚，对发展的线索整理得比较准确”，可是张国英和我都得到了莫大鼓舞，事后还自觉地对报告作了修改。记得还有一件事——在钱先生率领下，结合当时报纸披露的一个事件，对圣心孤儿院进行了实地了解，然后形成形式各异的体会报告。记得卢乐珍和我的报告被钱先生选中，并被推荐至南京市广播电台进行专题广播。     每个做学生的都会有面对考试的紧张心情。三年级的“儿童院所教养”有6个学分，内容很丰富，考试前心情特别紧张，期待着教授能给一些重点提示。眼看只有两周便要期终考试了，一天，钱且华先生忽然要求每人将听课笔记整理成详细的提纲式材料，对内容的归纳可作调整。对标题可加更改，要求使提纲标题醒目、内容归纳恰当，一周后上交，而对考试复习重点则只字未提。同学们的焦虑因突然增加的作业而有增无减，但钱先生的作业是必须认真对待的，我们只有定下心来完成它。当自己细细领会原笔记的内容，思考如何才能使内容与标题相符合，并大胆地展现自己的认识后，一本新的笔记产生了，心情也随之宽松了一些。因为整理笔记不仅是复习过程，还是付出独立思考予以优化的创新过程，原讲稿的内容此时已经基本印在脑中，另外又增长了新的注意点——钱先生不知会怎样看待我的大胆作为？两周过去了，我们都在各自信箱里收到了钱先生退回的笔记本。我在笔记本内读到了一张钱先生的亲笔纸条，上面写着：“Please let me have your exercise book back after this examination”。我很兴奋，对待考试的心态也变得平稳起来。事后得知共有三位同学（周淑芬，陈小兰，我）得到了同样的字条，我们也都听到了钱先生对我们个别表示的当面评价：“谢谢你用心使我的讲课内容变得更加条理化。”紧张的考试被钱先生的教学法变成了鼓励学生发挥各自能力的练习机会，师生关系似乎随之进入了以学术研究为导线的崇高境界。     通过实践吸收理论和应用理论是各专业科目的重中之重。汤铭新教授的办公室为此还拨给马逢萱和我两个档案柜，作为较长时期地系统地指导我们提高“儿童行为指导”和“个案工作”的实际能力所用。     类似事例举不胜举。同学们的素质经由教授们的科学教育观和教学艺术的熏陶得到了全面提高，我内心的感激之情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     望着面前的毕业证书，我的思想越来越开阔，然而目光却越来越模糊，耳边又响起了孙增敏教授对我所说的“钱先生为指导你的毕业论文瘦了9斤。” 透过湿润的眼帘，我似乎看见了正从南山甲楼、乙楼等教授住宿楼匆匆走向山下的校长和老师们的身影，她们依然态度优雅但是步伐急促地走进300号教学楼和图书馆。我想奔过去问：“我已年过古稀，我应该怎样抓住这不多的时间服务社会，才能对得起你们的培养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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