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教生涯50年

    1949年，我考进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儿童福利专业。入学前的那个暑假，我在一个幼儿园帮助带孩子，从此与幼儿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1953年，我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幼儿教育专业任教师，1997年退休后被返聘至今。我们这一代幼教人是“百年幼教“后半段的见证人，我和许多同龄同行有着相同的经验、感受和认识。   与共和国共命运     半个世纪的经历使我深刻体会到，幼教事业是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在祖国建设兴旺发达的时候，幼教事业蓬勃发展;当祖国经受疾风骤雨的时候，幼教事业也遭受巨大的冲击。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大高校停了课，全国的幼儿师范学校也停了课，幼儿园里的孩子们被“放羊”。改革开放以后，幼教事业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       青少年时期，我先后生活在上海“租界”、殖民地香港以及侵华日军的占领区，亲眼看到过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行径。那种敢怒不敢言的心理以及对列强的仇恨长期埋在我的心灵深处，我期盼祖国早日富强，渴望建立一种能够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体系。这种信念成了我追求幼教事业的动力。     新中国成立了，热情高涨、积极向上的我一心跟党走。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没有被批准，我便忙于搞宣传、写板报;“二反五反”运动中，我被派去“打老虎”，抓不法资本家..…我的大学生活就在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度过。我真正开始认真学习幼教业务是在“全盘学习苏联”的时期。建国后的头几年，在国家的关怀下，各级幼教机构迅速建立起来。那时，学校里来了苏联专家，他们不仅授课，还指导我们工作。苏联的幼教理论和经验从这里传播到全国，广大幼儿园完全按照苏联的办法执行。当时，我业务基础薄弱，对祖国教育历史上的宝贵财富知之甚少，对“全盘学苏”中那些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容毫无感觉，对当时的“一边倒”没有产生任何疑问。其实，一些年长的教师对此是有看法的，但在当时他们没有办法发表自己的看法。 1957年以后，“斗私批修”，“拔白旗”“大批判”等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十年浩劫，知识分子一下子跌进了深渊。在高校里，教师、课程内容甚至教学组织等各个方面都受到批判。学来的苏联理论和经验被彻底批判了，我国的优良传统也成了所谓“四旧”。   有中国特色的幼教体系开始萌芽     春天终于来了。从1978年开始，各大高校的幼教专业开始恢复招生，幼教领域的业务活动也逐渐走上正轨。我们开始与国际同行交流，引进国外先进的理论与经验。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幼教界随风跑的现象相当盛行。每当一种新的理论观念或方式方法传入，就像刮起一股风似的，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模仿;再来一股风，大家掉过头来又跟着跑。就这样跑来跑去，没有自己的方向，更谈不上构建自己的幼教体系了。     记得1981年，我和当时的国家教育部幼教处处长孙岩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参加会议，有位外国朋友对我国幼儿人数和幼教队伍的庞大非常惊讶，他幽默地对孙处长说:“你的队伍比人家一个国家的人口还多。”我常想，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的幼儿和那么庞大的幼教队伍，怎能没有自己的幼儿教育理论呢？近几年来，我和一些同行逐渐达成共识:必须认真学习，博采众长，同时要从实际出发，辩证地看问题，逐步建设中国自己的幼儿教育体系。     无论是与50多年前相比，还是与20多年前相比，现在，我国幼教事业的规模空前扩大了，人才辈出，科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都有了很大进展，幼儿教育和幼儿园教师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不少幼儿园正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我们看到了中国特色幼儿教育体系的曙光。   中国幼教人的特色     50多年来，我深深体会到我国幼教人的优良传统，他们对事业忠诚，对孩子充满爱心，他们易于接受新事物。     我国的幼儿园主要是全日制幼儿园，幼儿在园时间长，幼儿园的工作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非常具体琐碎，需要保教人员全身心地投入，深入了解每位孩子。幼儿的心理是情感重于理智的，教师爱孩子，孩子自然也爱教师。     幼教人易于接受新事物，热爱学习。幼儿园教育的特点给予幼儿园教师较大的自由度，有利于教师在教育工作中引进新的教育模式与方法。乐于学习，就会使人不断进步。     幼教人一般都显得比较年轻，这也与幼教的职业特点有关。天天和孩子在一起，心态就会年轻，无怪乎一位为幼教专题片摄像的同志说:“说是要来老太太，结果来的都是年轻的老太太。”     我这辈子生活在幼教人当中，感到快乐，觉得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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