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市场化需纠正

来源: 浙江学前教育网　　有0人参与

政府缺位已成为学前教育发展的最大羁绊——学前教育市场化需纠正　李天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刘　焱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韩　民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冯晓霞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学前教育研究》主编　学前教育改革制造了新问题《中国改革》：近期，昆明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民办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就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发展做出如下规定：⒈到2010年昆明市民办学前教育在园（班）人数所占比重达到90%以上。⒉推进股份制合作形式办学；非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可以试行“国有民办”；非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可以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非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可以整体转制为民办学校；实施集团化和规模化办学；完善公办学校改制审批和国有资产评估转让制度。⒊对新建、改扩建的民办学校土地使用实施优惠政策；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新建、扩建民办学校，并对引进市外资金投资办学的人给予奖励；建立对民办学校奖励机制；鼓励教师在公、民办学校之间合理流动；建立全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建立改制学校的人员管理新机制；民办与公办学校享有同等待遇；民办学校可自主收费和招生；对委托招收公费学生的民办学校给予补助；切实维护民办学校的合法权益。据本刊调查，近期有很多地方向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取经。这引发了一场关于学前教育如何改革的讨论。请问专家们如何看待仇和教改事件？李天顺：昆明对自己的学前教育改革现在作出多种解释版本，也没有否认政府投入。不过，我更赞同浙江的做法。浙江的同志认为，学前教育不能没有公办教师，不能没有公共设施。没有公办教师不可以成为教育。学前教育若完全放给市场，就会形成恶性竞争，失去教育的本来面目，形成幼儿园的设施越来越豪华，教师的工资越来越高，收费也会越来越高。刘焱：仇和是一个改革进取型干部，要做一番事情，总比那些什么事情都不做的要好。这次教改的动机，是想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不是简单的完全市场化，完全卖光，这一点我们应该看到。我从报道和我们了解的情况看，昆明的体制改革是全国幼儿教育改革的缩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折射出十几年来，学前教育所得到的预算内教育财政投入非常少，大概只占到全国教育财政投入的1.3%，而这部分投入并不是中央财政投入，都是地方财政投入。我不倾向于仇和搞的那一套，学前教育应该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冯晓霞：现在，教育领域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现象比较严重。国家放权是对的，但放给地方的自主权，不能违反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七条都规定了国家对学前教育应该承担的责任，2003年国务院13号文件也已经明确提出，公办幼儿园不得以转制的名义中止投入，不得变卖或变相变卖公办幼儿园。但个别地方政府对此置若罔闻，以各种改革名义违抗，而有关部门对此也不追究，使得国家文件形态摆设，缺乏约束力。《中国改革》：总起来看，我们不是要走向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么？冯晓霞：教育部已经明确指出，教育不能市场化。学前教育的改革方向不应该是市场化，而是社会化，即由原来的部门化、单位化（如企事业单位办园）变成由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当然，通过引进市场机制，吸纳社会资金投向学前教育，突破国家发展学前教育资金不足的瓶颈，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有利于满足不同层面需求，扩大家长的教育选择权，也会提高办园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竞争进取意识。但是，学前教育引入市场机制的弊端也显而易见。首先，加大了教育不公平。昆明市《关于加快民办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到，因为目前教育收费过高，教育不公平现象严重，所以要加快民办教育发展步伐，这个理由是很难成立的。因为略懂得一定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是根本不可能促进教育公平的。因为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市场运作的原则是等价交换，优质优价。私人资本不可能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低价而优质的教育服务。低收入人群的子女更可能失去学前教育的机会，最多只能选择哪些收费低廉但根本谈不上教育的“看管式”的不合格托幼机构。这只能加大教育的不公平，甚至使国家力图通过义务教育来促进公平的理想大打折扣。因为大量研究表明，不能接受或接受不同质量学前教育的儿童在入学开始时起点是不一样的，这种起点不同会对今后的学习产生长久的影响。其次，为迎合市场的需要，科学的教育理念常常被排斥。不能否认的是，作为购买学前教育服务的家长们往往不是专业人员，并不真懂得科学的学前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因此容易被一些不负责任但蛊惑人心的宣传所诱惑，使得学前教育伪科学、反科学的现象流行。第三，在中国，由于缺乏各种非营利的组织机构和基金会，所以进入幼教市场的民办教育基本是营利性的私人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幼儿园教师的待遇，包括福利、权益、社会地位难以得到保障。事实上，在我国很多地方，民办幼儿园的老师和公办园中的非公办教师的工资赶不上保姆和农民工，有的地方甚至比当地的救济金多不了多少。这样一来，怎么会有优秀的人才进入这个领域？显然，学前教育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中国改革》：冯老师的意思是说，学前教育改革非但没有解决旧问题，反而在制造新问题。旧问题是什么？又产生了哪些新问题？冯晓霞：我认为以往体制存在的问题是：一、幼教经费整体投入不足，多年以来一直仅占教育投入的1.3％左右。二、有限的投入又很不公平，农村的幼教基本上没有纳入到公共财政体制。从教育统计的口径来看，当前的幼儿教育机构由四个部分组成，其体制是不一样的。教育部门办园纳入国家计划，幼师毕业的老师就是干部编制，纳入国家预算。机关园和国有企业园。政府机关办园虽然不直接从教育经费中列支，但通过机关预算间接进入了国家预算。国有企业办园，作为职工福利，通过税前预留的方式，也间接地获得了公共资金的支持。集体办园，包括了城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园、街道园和农村生产大队办的幼儿园。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园最多也就是税前预留的方式间接得到公共资金的支持，街道园从民政或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支持也不多。农村园主要是“人民教育人民办”，依靠当时的生产大队举办。企事业单位和集体办园撑起了我国幼儿教育的大半壁江山。1995年，这部分占我国幼儿园总数的76％，2000年降到 55％，而 2006年就迅速降到了21％。要知道，这部分幼儿园解决的主要是广大工人、服务行业职工等中低收入人群子女的入园问题！现在，替代这部分的原本应该是公共资金举办的幼儿园，因为公共资金投入教育的基本原则是“保底”，是为没有能力让子女接受高收费教育的人群提供支援。幼儿经费投入不足、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是个老问题，但以往人们的感受不深。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人们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因此对质量要求不太高，容易满足；二是当时大家基本能够“各得其所”。对广大职工来说，单位办的幼儿园方便、便宜，这就是最大的优点。有了这两条，其他问题就变得次要，可以忽略了。现在，人们对幼儿教育投入不公平问题的感受和意见比以往大得多。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了解了幼教的重要，因而都希望自己的子女，特别是独生子女能够接受优质教育。希望高了，达不到自然意见大；二是因为被体制改革列车甩出的恰恰是为中低收入者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园。方便便宜的幼儿园没有了，取而代之的私立园要么质优价高，承担不起，要么低价低质，难以满足需要。而教育部门办园这个层面的人基本想也莫想。在这种情况下，对幼教投入不公平问题的感受和意见自然会大得多。事实的确就是这样。现在有些地方，要么不办幼儿园，要么就把它作为“政绩工程”，搞得超级豪华。一个幼儿园一次投几百万、上千万元，这些钱拿到农村能办多少幼儿园？而有可能进这种幼儿园的，往往又是社会处境优越的那部分人。这样，公共财政投入的确出现了明显的错位现象——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这个问题是多年形成的，但在改革中特别凸显出来。在强调建设和谐社会，认识到教育是关系民生、关系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今天，幼儿教育改革的出发点、方向和措施问题必须认真研究了！我认为，迄今为止，我国幼儿教育体制改革基本上是被迫的，不是一个主动的、有目的、有计划的理性运作过程。因为改革的出发点不是满足幼儿发展的需要，不是从幼儿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出发，而是从甩包袱的角度出发推进的。这如何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幼儿教育是学校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怎么能够仅仅成为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的副产品？刘焱：幼教投入的不公平性还体现在城乡和区域差异上。以前的城乡不公差距继续拉大，区域不公体现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上。比如，上海政府一年投到公办幼儿园是人均六七千元，家长每年只需再负担六千到一万元就可以了。可以说，上海真的是建立了家庭、社会和政府三方成本分担机制。这是贫困地区永远不可能想象的。韩民：从学前教育发展的趋势来看，民办幼儿园占的份额越来越大，高收费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其结果对高收入阶层影响不大，对弱势群体却带来沉重负担。另外，市场化方式在农村地区很难开展，因为农民支付能力很低。同时，农村地区的很多幼儿园都非常简易，客观上影响了学前教育的质量与发展。而中国城市地区的学前教育基本普及，未来发展的重点恰恰是农村。农村学前教育恰恰是市场化不能解决的。学前教育不公平的体制根源《中国改革》：为什么现在教育投入不足、不公平的现象更严重了？刘焱：前面谈到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只占全国教育投入的1.3%，这主要投到了城市的公办幼儿园，包括政府机关办园、教育部门办园。工厂、企业把幼儿园剥离出去，推向社会后，低价幼儿园就是政府机关和教办园，而且低价优质，但只有少数孩子能够享受到，大部分民众都要到市场高价购买服务。像北京市，保留了几个政府机关园和教办的示范幼儿园，各方面软硬件都很好，每年放到社会上的名额很少，因为它属于低价优质幼儿园，有很多所谓的合作单位。分享优质教育资源从过去来看就是权，就是所谓的关系户。创办民办幼儿园以后，就是凭钱，但有时候有钱也难进，还要有关系，即使这样，还要排队。最近南京某区有一个公办幼儿园，有的家长排了好几天的队。公办学校应承担市场不能满足的教育需求，促进教育公平、满足低收入阶层需要。这些目标通过市场化手段不可能实现。但现实是，有些公办学校反而高收费，超过了大学收费。这样对中低收入阶层是不利的。对民办幼儿园的投入问题，一直由于机制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我向有关部门提过这个问题，政府官员说民办幼儿园是私立性质，给他投钱算什么？这就错了。政府应该承担民办幼儿园的部分投入。因为幼儿教育有非常强的社会公益性，是准公共产品。可是，他们非但没有得到政府津贴，还要向政府缴费。根据北京市最近就民办幼儿园做的一个调查，北京市规定开发商建完小区幼儿园以后必须交给教委,教育部门对小区幼儿园再实行招标，承包者要向教委缴纳一定数量的“国有资产占有费”。这个费用在不同小区不同承包者有很大差距，最低五万元，最高一百万元,没有固定标准。那些机关园和教办园更是被政府当做一个会下金鸡蛋的母鸡了，赞助费上缴到区里，区里按一定比例回拨。至于钱的去向到哪里根本不知道。我认为，从幼教领域收来的钱，应该全部返回，用于进一步扩大幼教资源，或者补助低收入家庭，不能拿这个钱补义务教育的经费不足。混乱无序的管理体制《中国改革》:　这样看来，学前教育现在基本是一盘乱棋。冯晓霞：各地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管理体制不顺，管理力量薄弱确是实情。很多省市没有单独设立的幼教处和专职幼教干部。教育部幼教处至今只有一个人。而我们国家0～6岁的儿童有多少？再比如说民办幼儿园批管分离，批的不管，管的不负责批，管的往往还没有执法权。听说某地一所幼儿园有合法经营权，但教育部门评估认为其中有很多问题，要求他们停业整顿。最后在打官司的过程中教育部门反而输了，因为你没有这个权力。而一旦出了事情，教育部门却是难辞其咎的。我随国家教育督导团的督学们在基层做调查时，不少地方反映，有些部门对幼教往往是有利就管，无利就推。幼儿园转制，转得各种各样：国有民营，承包，股份等都有，有些地方，政府机关幼儿园竟然交给国外的幼教集团管理。过去我们太强调意识形态的东西，现在似乎一点点这种意识都没有了，是不是也是个问题？有的拨这个款不拨那个款的，也有什么都不拨的，还有上交利润的，五花八门。在这种情况下，确实需要国家来研究、管理，现在是既缺乏研究，也没法管理。因为这类问题似乎是个禁区，仅凭学者的力量是根本无法进入这个领域的。政府部门不研究，那就是个空白了。如果不研究而出台政策，恐怕这个政策的有效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刘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地方政府说学前教育不是义务教育，政府不应该来负担，因此纷纷撤资。学前教育本身投资就少，现在政府又要将这一部分投入收回去，整个推向市场，变成民间幼儿园，这是不对的。学前教育彻底走向市场，表面上看解决了一个教育公平的问题，解决了教育投入上的结构失调，实质上是政府放弃社会责任的表现。当然，现在世界上不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在办公立幼儿园，但都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承担自己管理的责任，承担成本分担机制的责任。冯晓霞：说到底，政府对幼儿教育的功能太缺乏认识了，甩包袱的思想严重，而且在幼教的各种各样的法规当中，下位法违反上位法。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学前教育。到了一些地方，现在变成国家发动群众来发展学前教育了，变成学前教育私人办了。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是包括幼儿教师的。而深圳的改革一下子把所有幼儿园教师的身份变成了职工，交给发改委管。我们国家的人事编制是跟着人头费走的，没有人头费就没有人事编制。幼儿教师从事的是教育行业，但从国家编制当中被剔除出去了。也有不少地方没有这么激进，采用的是“软刀子割肉”的办法——编制只退不进，退休一个减少一个。如果这样，我们国家的教师队伍中，幼儿园教师一词慢慢就没有了。这些问题表现在地方，但教育部至今没有幼儿园教师定员定编的新政策出台是直接原因。按道理，新政策没出台就应该执行老政策，但在整个幼教成为“轻中之轻”的背景下，那些对幼教有利而对政府甩包袱不利的政策都自然而然地失效了！我们现在似乎把“改”当成目的，为市场而市场。推向市场难道就是幼教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吗？不能说“变”就是目的，“改”就是目的。让老百姓更满意了，让孩子的成长有了一个更好的环境，让家长，包括外来者更能够感受党的关怀、更安心工作，难道不是改革？像江苏的张家港，山东的东营，哪里的政府为让每一个儿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让农村的孩子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从小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竭尽心力，尽其所能，承担起对幼儿教育的责任，这难道不是一个更健康、更体现三个代表思想、更符合民生需求的改革吗？学前一年应纳入义务教育《中国改革》：政府在学前教育上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冯晓霞：前面我已经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已经规定了政府的责任。1976年全国托幼工作会议上也早就明确了学前教育是带有社会公益性的事业，这不都包含着对政府责任的要求吗？只是现在再谈到学前教育的问题时，这些现在不太提了，好像都被忘了。韩民：发展学前教育要更多发挥市场机制，这个我赞成。但完全推向市场是不行的，政府一定要有规范机制，甚至提供财政支持。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政策选择。但是有一个前提，民办幼儿园不能过高收费。日本就是这样，政府对私立教育提供非常优厚的财政支持，但是必须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符合政府各种各样的规范、质量要求，同时收费不能太高。满足这些条件，政府就应支持民办园的发展。刘焱：国家已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就应逐步纳入义务教育。我在今年政协会上提出将学前一年纳入义务教育的提案。周济马上说，义务教育问题还很大，学前教育现在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我觉得他只关心高教，因为高教直接的产出很明显。我为什么提一年而不是三年？从国家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来讲，学前一年纳入义务教育已不是问题。从学前教育历程发展来看，各国首先也是解决学前一年的义务教育，美国5～6岁的孩子是纳入义务教育系统的。大部分发达国家，除了北欧一些福利国家是全管的外，也做不到学前三年全部免费。但是高福利国家大部分幼儿园是半日制，剩下的那部分叫做托幼服务，费用很高。所以，发达国家学前教育也不是说政府完全投入。我的提案出发点是考虑到农村问题。全国80%人口是农村人口。而农村学前班政府几乎没有投入，都是农民集资办学前班，老师的水平难以保障，基本上就是教语文、算术，小学化倾向十分严重。很差的地方就是所谓泥房子、泥台子、泥娃娃。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在缩小城乡差距。海南有人找我，说海南义务教育解决以后，学前班费用很高，所以他们都让小孩提前去上学，因为少一年的费用。李天顺：实事求是地讲，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为时尚早，现在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学前教育目前的混乱状况是由于我们正处于发展阶段。我国前几年花了很大力气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有些地方只是普及了六年义务教育。韩民：是否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但并不是关键因素，关键因素是观念。这涉及到教育发展思路的问题。很多国家把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看作公共产品。西方发达国家常常通过高税收的方式，由国家提供公共服务。这实质是通过财富的再分配，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在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现实条件下，中国不能将学前教育完全推向市场，应将幼儿学前教育纳入公共服务范畴。冯晓霞：在世界范围内，学前教育目前正经历一个和我国完全相反的发展方向。美国国家早期教育委员会关于学前教育的报告内容表明：世界范围内正在将学前教育从过去所谓的私人行为发展为公众责任。美国人曾为学前教育的“相对落后”发展检讨。他们承认，欧洲在学前教育方面走在了自己前面。法国大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了公立幼儿园运动。在许多市场经济非常成熟的国家，学前教育正在越来越多地由政府承担责任，这是大趋势。其实，任何阶段的教育，你都很难说它是完全的公共产品，它都有私人性的一面。学前教育既具有私人属性，也具有公共属性。一方面，它为孩子的学习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终身受益，同时也让孩子的父母能够参加经济、社会活动，有利于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学前教育投资本身最大的受益者是国家与社会，它的公共效益大大超过了私人性。这是西方国家对于学前教育投入和产出长期研究的结果。我特别想呼吁的是，难道我们国家就不考虑将来吗？我们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下一代输在起跑线上吗？刘焱：将学前教育一年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发达地区就由当地政府自己解决，欠发达地区应该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我国5～6岁儿童差不多两千万，就算农村人口占全国的80%，1600多万儿童经费是人均500块钱一年，才几十亿，真的是九牛一毛。五年后，义务教育均衡得差不多了，学前一年纳入义务教育也应实现。政府要有远见，即使中央财政转移支付100亿又算什么呢。冯晓霞：农村学前一年义务教育的问题，是我申报的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重点课题。我们的想法就是先从最需要的人群开始，用公共资金对农村5岁儿童进行带有一定补偿性质的学前教育。这个课题得到了北京市的大力支持。在2006年上海市政府支持召开的学前教育国际论坛上，当时北京市教委主任表态：北京市要率先实现学前一年义务教育，上海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反映，据说不少地方也都开始或正在准备进行尝试。但是，教育部长周济明确说近期不会考虑，这无疑给大家泼了冷水。中国这么大，应该允许地方进行探索，应该允许政策上的这种突破，只要它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我认为周部长的理由并没有说服力。我国1985年就已经宣布实施义务教育，但真正两免一补是近几年的事。也就是说，1985年宣布的义务教育并非是完全免费的，只不过这一宣布明确了政府的责任。义务教育在我国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可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调整它的内涵、它的实际含义。学前一年教育义务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同样处理呢？其实，我2005年申报这个课题时主要的想法，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概念，这个提法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至于免不免费，免到什么程度，都是在研究范围内的，是可以不一步到位的。但无论如何，政府要意识到学前教育是自己的责任，要把幼儿园建起来，要把教师的问题解决。这几个关键问题解决了，基础就打好了，其他问题可以逐步解决。韩民：我国的义务教育应该普及与提高，至于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我认为是一个值得尽快研究的课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都非常重视学前教育，增加学前教育投入，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上升到了国家战略。有些国家虽然没有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但学前教育的经费及幼儿园的设施大部分是公共部门提供的。《中国改革》：中国未来应如何形成科学的学前教育体制呢？李天顺：目前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关于学前教育正做下面几件事情：一是正在做一个重大课题，通过研究与学前立法的推动，站在宏观的高度，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建立全新的学前教育机制；二是正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规范幼儿园的收费，遏制乱收费。现在很多幼儿园收费比大学都高，使很多普通收入家庭难以承受。天价幼儿园的现象，教育部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需要说明的是，我国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是持续提高的；三是尽快将农村学前教育发展起来。我国去年学前教育入园率为 44.6%，而“十一五”规划是要完成55%，这还有三年时间。要提高10%的入园率，可以想像任务有多重。我国的城市幼儿入园率高达90%。因此，提高学前教育的更大空间在农村；四是要解决孩子在幼儿园干什么。如有的幼儿园就是一个看孩子的场所；有的幼儿园办成识字班，以让孩子认识多少字为荣，把幼儿园小学化。这样不仅办不好幼儿园，也直接冲击小学教育。刘焱：关键是政府要重视，政府不能说它是非义务教育，就放弃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从国外讲，大部分涉及到学前儿童的立法，不是教育立法，而是社会福利立法。唯有立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冯晓霞：西方与我国制度不一样，可他们有些做法、思考问题的思路却值得我们学习。学前教育是综合性很强的领域，涉及到的部门极其多。比如儿童福利问题，卫生保健问题，儿童教育问题，职工福利问题，涉及东西非常多。因此，学前教育体制的重建和改革，是需要研究的。这个研究刻不容缓，不能仅仅靠教育部门，一定需要更上层的机构出面协调和决策。西方国家的学前教育政策往往是最高层决策的。比如《美国 2000教育目标法》，最初就是 1994年老布什总统召开的50个州的州长会议上提出的，其中让所有儿童做好入学准备是六大目标之首。我们的学前教育问题仅仅依靠教育部决策是不够的，它的综合性太强，涉及的部门很多，需要最高决策层从国家和儿童的根本利益出发进行思考。《中国改革》：是不是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冯晓霞：我认为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1985年的一份报告称：“如果国家让儿童早期失去了机会，那么以后的教育投资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美国的孩子不能受到良好的早期教育，美国将无法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竞争中取胜”。可见他们是把发展学前教育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考虑的。否则，你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现在的做法却和我们是几乎相反的，是由原来依靠市场向政府承担责任过渡。我认为，国家首先要明确，学前教育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的确需要明确认识、正确定位。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是不能够否认的。我的想法是，可以从对弱势群体的早期补偿教育开始，作为国家行动计划，中央政府带头，先在农村一点一点地做。然后就是义务教育下延，先在弱势群体集中的地方实行。国家在制定公共事业改革方案的时候，也要把带有儿童福利性质的学前教育考虑进去。解决民办幼儿园的多头管理，批管分离，有利就管，没利就推的问题。落实幼儿教师的编制问题。刘焱：要巩固义务教育，应从源头上解决。小孩子一天没有经过学前班，什么样的兴趣和习惯都没有培养，他怎么能够坐到小学里头去。国外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一点。我当然希望政府对学前教育有更多的投入，但是至少一个底线，希望政府不要把这有限的1.3%也拿走。再拿走，老百姓完全靠自己承担这部分费用，太高了，而且它关系到民生问题。不要五年，如果政府对学前教育再不作为，就会出现问题。第二是要鼓励优质教育资源扩大规模，让它有一个好的运行环境。比如优质幼儿园收来的赞助费，应该鼓励它经过一段时间积累以后，去扩大规模，而不是让教育部门拿去。具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办幼儿园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譬如说解决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前教育问题。像北海幼儿园这种优质教育资源的幼儿园，如果允许一部分孩子高收费，它就必须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吸纳一部分低收入的孩子。第三，形成家庭、社会、政府三方分担教育投入的机制，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