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和唯物主义者的教育思想

十八世纪法国的封建制度日益腐朽，资产阶级、广大人民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之下。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构成了封建统治阶级。他们人数虽然极少，只占当时法国人口的百分之一，但却占有绝大部分土地，控制着政权，通过收地租、什一税吮吸农民的血汗，还享受不纳捐税等等特权。他们一味追求享乐，挥霍无度，而且愈是腐朽没落，就愈加穷凶极恶地压榨农民，并想方设法侵夺资产阶级的财富。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都非常痛恨封建统治者。与此同时，法国的国王从十七世纪下半叶起，更不断加强封建的专制统治，公然宣称“朕即国家”，实行独裁统治，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天主教会与封建统治者相互配合，实行严酷的思想钳制，以宗教迷信愚弄和欺骗人们，使人们安于备受奴役的命运。教会和封建王朝利用他们所垄断的专制权力，极力扼杀任何进步的思想和科学文化，疯狂迫害进步的思想家，动辄处死或者投入巴士底狱。残暴的专制统治，加剧了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对立，激起愈益强烈的反抗。

第三等级包括农民、工人和帮工、城市平民以及资产阶级。虽然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极少量的耕地，但却担负着名目繁多的租税和沉重不堪的封建义务，陷入无法生存下去的境地。他们迫切要求获得土地，改变现状。资产阶级在第三等级中人数虽然不多，但经济力量日益强大。他们虽然和农民、工人一样承担纳税等义务，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却受到特权等级的歧视和排斥。他们经营的工商业，受到封建制度的严重阻碍，他们迫切需要的科学文化也处处受到压制。凡此种种，都使资产阶级对封建统治者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夺取政权，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发展。

以资产阶级为首的第三等级和第一、第二两个等级的对立与斗争，就是当时法国社会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这一斗争在思想领域首先发动并展开，即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而启蒙思想家，正是“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由于第三等级包括不同的阶层和阶级，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并不一致，所以启蒙思想家也分为许多派别，各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如有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和反映中、小资产阶级要求的启蒙思想家；也有反映早期无产者的阶级要求的思想家。从启蒙思想的内容上看，在政治观方面，由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到提出实行君主立宪、进而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同时，还有反映劳动人民的利益与愿望，提出消灭私有制的空想共产主义要求的。在哲学观方面，从对宗教的怀疑，发展到自然神论，进而达到唯物主义和战斗的无神论的高度。由于资产阶级在第三等级中处于领导地位，他们的代表人物便标榜自己代表整个受苦的人类，在启蒙运动中，积极宣传反封建、反天主教会的革命思想，动员和号召人们投入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

法国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在向封建制度发起的猛攻中，使“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他们把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会和神学思想，是由于天主教会“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因而“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启蒙思想家们指出，宗教蒙昧主义的统治和神学思想的束缚，窒息了人的理性，造成愚昧和无知；而宗教迷信是拴住人类脖子的一条绳索。因此他们号召打破传统的宗教观念，使人们的头脑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人的理性恢复清明，并以理性作为衡量一切和判断一切的尺度，认清自己的利益，投身于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

启蒙思想家还猛烈抨击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僧侣和贵族的特权，以及封建的专制统治，针锋相对地提出人权、自由和平等的口号。他们认为，封建制度是不合乎理性的原则的，因而是不合理的，是没有存在的权利的，应该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激进的启蒙思想家提出并论证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主权在民”等政治主张，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启蒙思想家所追求的“理性王国”，正是理想化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启蒙思想家高唱人的理性，以“理性”的旗帜对抗宗教迷信和盲目信仰，进而公开地“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使启蒙运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而远远地超过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水平，达到号召革命的高度。恩格斯曾经指出，这种“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但是在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的思想牢笼控制下，大声疾呼以资产阶级的认识为标准去衡量一切、判断是非，对封建主义进行理性的审判，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与强大的革命动员作用。这就使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成为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历史上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欧美的近代历史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由于启蒙思想家要求启迪遭受宗教神学思想奴役与蒙蔽的人类理性，以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科学知识武装人们的头脑，所以一般地说他们都十分重视宣传与教育的重要性。在启蒙思想家中，卢梭和狄得罗等人对教会控制的封建的、经院主义性质的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坚决要求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改革腐朽的旧教育，使教育适应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需要。他们的教育思想，对于欧美的教育历史发展，也具有广泛而久远的影响。

一、激进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教育思想

让一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出生在日内瓦，父亲是个钟表匠、共和主义者。由于生活贫困，卢梭在十二岁停学以后，开始独立谋生，当过学徒、仆役、家庭教师、私人秘书；有时完全寄人篱下，有时又靠抄写乐谱甚至流浪卖艺为生。但他却通过自学获得了丰富的知识。1742年，卢梭到达巴黎，结织许多启蒙思想家，并参加了《百科全书》的撰写工作。长期艰难的流浪生活，对卢梭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看到了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与不幸，对此深表同情，又亲身感受到社会不平等所带来的屈辱，因此对巴黎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华奢侈与虚伪无耻，表示极大的轻蔑与愤恨。

1749年，狄昂学会以《科学与艺术的进步能使道德改善还是使道德堕落》为题举行征文活动。卢梭在应征论文中，认定科学和艺术只为少数富人所享有，因而助长了贵族的腐化和对弱者的剥夺，使道德堕落、风气败坏，而没有给人民带来什么益处。这一显然偏激的看法，反映了卢梭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不满与批判。

此后，卢梭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1754年出版了社会政治理论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等级制度下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鼓吹自由和平等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1762年发表的《社会契约论》(旧译《民约论》)，提出并发挥了“人民主权”的学说，为资产阶级提供了与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1761年的书信体小说《新爱罗伊丝》，谴责了封建等级偏见在青年的婚姻问题上所造成的恶果。1762年的教育哲理小说《爱弥儿——论教育》是一部五卷本的长篇巨著，其中不仅继续阐发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而且尖锐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教育，提出追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卢梭以他一系列著作向封建堡垒发起猛攻，同时，绘出一幅资产阶级在社会政治、家庭生活和JL：童教育方面的理想蓝图。

在《爱弥儿》中，卢梭斥责天主教会和传教士是骗子，表示反对传统教义，而持有“自然神论”的观点，即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便一任自然规律支配一切，不再干涉世事了。因此，《爱弥儿》的出版问世，大大触怒了天主教会和封建专制王朝。它被巴黎大学神学院列为禁书，判决当众焚毁；卢梭本人受到通缉，被迫逃亡。他先后逃到日内瓦、伯尔尼和英国，身心备受迫害与摧残，直到晚年，才获准回到法国，却不得不以假名隐居下来，但卢梭仍然继续写作，他怀着激愤的心情完成了自传《忏悔录》。1778年病逝。

从卢梭主要著作的内容来看，其政治思想的中心是抨击社会不平等现象，并寻求克服不平等的办法。这是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客观政治要求在他思想上的反映。

卢梭接受十七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等人关于“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主张，认为在国家出现之前的“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人人生而具有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后来，由于出现了富人和穷人，建立起私有制，才有不平等的现象。他认为，人们为了保障自由和所有权，便订立契约，结成国家。这种国家观显然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但是由此出发，卢梭认为，一旦统治者违背契约，成为专制暴君，那么，人民起而推翻政府，便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个结论表明，卢梭要求以人权平等取代等级特权，以民主取代专制，其反封建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对于当时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对于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法国的《人权宣言》和1793年的宪法，都有直接的影响。卢梭高唱的自由，鼓舞人们从封建专制的奴役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从教会权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恩格斯曾经指出：“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卢梭把资产阶级对于夺取政治权力和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抽象化为“人”的需要，因而是符合“自然”的，即天然合理的，给它披上一件“人性论”的外衣，掩盖了资产阶级一己私利的狭隘阶级性质。实质上，所谓“自然状态”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原始生活，而是对于正在走向成熟、并充满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展望，“社会契约”在实践中只可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所谓平等，只是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不可侵犯的人权。

卢梭的教育思想是他的启蒙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社会政治主张有紧密的联系。

1、卢梭的自然教育理论

卢梭作为启蒙思想家是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的，但他激烈反对腐朽的封建经院主义性质的教育，提出了反封建的自然教育理论。在《爱弥儿》中，卢梭通过他所虚构的儿童爱弥儿从出生到成人的教育过程，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教育理论。

(1)论自然的和自由的教育

卢梭自然教育的核心是强调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要求，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反对成人不顾儿童的特点，按照传统与偏见强制儿童接受违反自然的所谓教育，干涉或限制儿童自由发展。卢梭否认先天观念和先天道德，认为人们生而所缺乏的、又是成年以后所需要的一切，都是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的来源有三个方面即来自自然，来自周围的人们和来自外界的事物。他说：“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响我们的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他认为，只有当这三种教育的方向一致、又能够圆满地配合时，儿童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在这三种不同的教育中，自然的教育完全是不能由我们决定的，事物的教育只是在有些方面才能够由我们决定。只有人的教育才是我们能够真正地加以控制的；……”。因此，他要求后两种教育必须与人们无法控制的“自然的教育”配合起来，也就是与儿童天性的自然发展一致起来，按照儿童自然发展的要求和顺序去进行教育。在这里，卢梭的一个十分可贵的思想观点是：“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他反复强调“要按照你的学生的年龄去对待他。”卢梭满怀深情地呼吁：要爱护儿童，珍视短暂的童年生活。他要求关心儿童的游戏，要求允许儿童充分地进行自由活动，而不应强制儿童像服苦役似地不断读书。卢梭从否认先天观念和先天道德出发重视教育的作用，并要求进行教育必须从儿童的天性出发，即从儿童的实际出发，处处考虑到儿童的年龄特征，这一主张是正确的，反映了他对封建主义的反抗，及其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他关于教育的三个来源的观点，缺乏科学的论证，但是却反映出卢梭已接触到遗传、环境与教育三者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与三者关系这样一个教育理论中的基本问题。

卢梭否定教会传统的“原罪”谬论，认为人的天性是善的，“在人的心灵中根本没有什么生来就有的邪恶，”但腐败的社会使人堕落，并对儿童产生恶劣的影响。他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愤慨地斥责封建社会的偏见和权威，压制和摧残儿童，好像践踏长在大路上的幼苗一样，使它枯死。他谴责都市上层社会奢侈享乐的生活方式，认为那不仅消磨精力、损害健康，而且会败坏人的善良的天性。因此，卢梭坚决要求远离腐化的上层社会生活圈子，远离那“坑陷人类的深渊”——充满罪恶的城市，而到乡村大自然的纯朴环境中对儿童进行教育。

遵循自然的教育必然是自由的教育，因为在卢梭看来，人的最重要的自然权利就是自由。自然的教育必须保护儿童善良的天性，使身心得到自由的发展。卢梭坚决反对压制儿童的个性，束缚儿童的自由，反对封建的、经院主义性质的教育强迫儿童盲目服从封建专制的和教会的权威，反对强制灌输传统偏见和呆读死记宗教信条，反对严酷的纪律和体罚。他要求尊重儿童的自由，让儿童有充分自由活动的可能与条件，把儿童培养成自由的人。卢梭认为，劳动对人的生存有重大意义，只有自食其力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教育就是要培养不依赖他人为生，不衣租食税、攫取别人劳动果实的自由的人。

为了培养自由的人，卢梭认为教育的方法也应该是自然的、自由的。他要求顺应儿童身心自然发展的特点来进行教育，反对成人按自己的意志强迫儿童接受教育。他主张让儿童从生活中、从各种活动中进行学习，通过观察获得直接经验、主动地进行学习，反对让儿童被动地接受成人的说教，或单纯从书本上进行学习，与这些要求一致的是，卢梭认为教师的职责不在于教给儿童各种知识和灌输种种观念，而在于引导儿童直接从外界事物和周围环境中进行学习，同时必须十分审慎地对儿童接触的事物加以选择，从而使他们获得有用的知识与合理的教益，避开可能导致无知或谬误的东西。

这种具有上述特点的自然教育之目标，是培养“人”，指导儿童怎样“做人”。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人的生而平等的思想。他反复说明：“各种等级的人都是一样的”，“各种身分的人都是一样的，……自然的需要人人都是一样的，满足需要的方法人人都是相同的。”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在于他们的语言与外表是有差异的，即上流社会的人们腐化堕落，却戴着一副假面具在装模作样，因而特别虚伪；而小人物——广大人民，则是表里如一，十分纯朴的。由此出发，卢梭要求，应该使一个人的教育适应他这个“人”，而不应该依据等级、财产和职业的不同去进行教育。他宣布：“从我的门下出去，我承认，他既不是文官，也不是武人，也不是僧侣；他首先是人……。”这里明显地反映出卢梭是与封建教育的培养目标针锋相对而提出要培养“人”的。

然而，卢梭认为穷人是不需要受什么教育的，因为他们从自然的、劳动的生活环境中受到了教育，能够成长为人。但是富人从其所处的环境中受到的种种恶劣影响，只会造成谬误与偏见。这对做一个“人”十分不利，故必须进行教育。这样，才能够把他们从封建权威和传统偏见之下抢救出来。因此，卢梭选择出身名门的爱弥儿作为教育对象，意味着他把贵族阶级作为改造的对象。为了排除封建统治势力对儿童可能产生的恶劣影响，卢梭甚至否定爱弥儿的父母有存在的必要，宣布他是一个孤儿；同时，坚决拒绝经院主义哲学家和天主教会僧侣插手爱弥儿的教育，因为他们讲述的教条和宣扬的劝世文，不仅不能够启迪人的智慧，反而灌输害人骗人的错误观念。他主张，由年轻的、具有启蒙思想的教师——即像卢梭那样的人，携带爱弥儿远离都市，在乡村的自然怀抱中实施教育。

(2)儿童的年龄分期与各个时期的教育

在自然教育的基础上，卢梭根据他对于儿童发展的自然进程的理解，将儿童的教育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从初生到两岁的婴儿期，主要任务是保障婴儿的身体健康；两岁至十二岁时，继续进行体育和发展各种感觉；十二岁至十五岁期间，要进行广泛的学习，接受劳动教育；最后，从十五岁到成年，再进行道德教育。卢梭要求根据儿童在不同年龄时期生长和发展的特点进行教育，反对违反儿童特点进行强制性的教育，这一点是正确的，有反对封建教育的进步意义。但是，他对儿童年龄阶段的划分和各阶段教育任务的确定，显然是不科学的，带有很大的直观随意性。

卢梭在《爱弥儿》的第一至第四卷中，依次详细说明了儿童各个年龄时期的教育；最后一卷说明了女子教育问题。从这些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要培养的“人”的具体形象。

①初生至两岁婴儿时期的教育

卢梭认为，“教育是随生命的开始而开始的”，婴儿时期的教育任务在于使其身体健康地发育，这就需要给予儿童充分的活动自由，其教育准则就是“多给孩子们真正的自由”。卢梭在他的政治著作中，反复阐述了“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样一种思想。由此出发，他反对捆绑婴儿的四肢，要求衣服宽松肥大，使婴儿的肢体可以充分自由活动。

卢梭认为，婴儿的自由活动不仅有益于肢体的发育和成长，而且它也是婴儿的一种学习方式。婴儿正是在不停的活动中，通过触摸四周的物体而获得最初的一些观念，进行必要的学习的。

②两岁至十二岁儿童的教育

照卢梭的看法，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在认识上只能够接受形象，而不能形成概念，没有达到有理智的阶段。儿童可以观察并记忆可感觉到的周围事物，正是其自然发展的顺序。因此，他认为遵循自然的教育在这时是不应该向儿童灌输知识和道德的，必须首先锻炼各种感觉器官——使儿童获得知识的重要工具，积累丰富的感觉经验，为在下一个年龄阶段形成儿童的理智、发展判断能力打下基础。由此出发，卢梭反对让儿童在十二岁之前读书与学习，特别反对教儿童学习古典语文与历史。他认为，对于儿童来说，“他周围的事物就是一本书。”让儿童通过活动，积累对周围事物的感觉经验，既是有益的学习，又由于摆脱了读书所造成的痛苦，儿童会生活得自由而快乐。

在卢梭对于儿童认识发展的看法中，包含着唯物主义感觉论的因素，这是正确的；他强调通过个人的感觉经验去认识外界事物，目的在于避免盲目服从传统偏见和权威，这一点又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进步意义。卢梭因反对腐朽的封建文化，而否定保存书本，反对让儿童读书，这是他思想上的偏激之处。

卢梭重视发展儿童的感觉，在教育史上首次详细论述了如何训练儿童感官的问题，提出许多有益的主张。如他主张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锻炼触觉，通过图画、认识几何形体和制图训练视觉的观察能力，借助唱歌和听音乐发展听觉等等。

除感官训练之外，卢梭还主张注意锻炼儿童的身体，使感官赖以存在的身体健康强壮，才有可能充分利用感官和四肢这些智慧活动的工具，去获得丰富的认识。

卢梭认为，这个年龄的儿童是不能理解抽象概念的，但他又自相矛盾，认为应该使爱弥儿获得财产的观念。卢梭让爱弥儿在园地里种植蚕豆，从而占领了这块土地。然而，他们和园丁发生了冲突，原来这块土地是园丁开垦过的，他已经在这里种了瓜，却受到别人的破坏，产权受到了侵犯。通过这一争执，卢梭使爱弥儿了解所谓财产权，就是第一个依靠劳动而获得的占有权。

卢梭认为，正是这样的做法，才能纠正一般的教育只讲孩子的责任、而不谈他们的权利的错误。这一教育要求，与卢梭在社会政治观上把私有财产视为神圣权利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在纪律教育方面，卢梭反对口头说教，反对严酷的纪律和惩罚，提出通过儿童体验其过失的不良后果，来纠正他们的过失的原则。他说：“如果他有冒失的行为，你只需让他碰到一些有形的障碍或受到由他的行为本身产生的惩罚，就可以加以制止。”“应当使他们觉得这些惩罚正是他们不良行为的自然后果。”卢梭举例说，如果爱弥儿损坏使用的家具，那么就不要急于给他换上另外的家具，而要让他感受到没有家具的不便；如果他打破窗子，就任他昼夜都受风吹，甚至着凉受寒。这种所谓“自然后果”的惩罚，是不能滥用的。

③十二至十五岁儿童的教育

卢梭认为，在这个比较短的年龄时期里，儿童从好动变为好奇，若引导得宜，好奇心会成为儿童求知的动力。从这时开始，儿童应该进行学习了。

卢梭强烈反对封建教育强迫儿童屈从于权威，接受种种传统的错误观念，以及不务实际、徒尚虚荣的弊病。他要求在儿童开始进行学习的时候，首先要对施教的内容进行选择，要求“他所学的知识要有用处”，是“真正有益于我们幸福的知识”，也是这个年龄的儿童所能够理解的有关客观事物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也就是关于自然的知识，如天文、地理和物理知识，而排斥了人文学科知识的学习。这种区分虽然是不完全正确的，但体现了卢梭反对封建教育的古典主义倾向，排斥神学的革命精神。在学习有关自然知识的方法上，卢梭强调通过实际观察，让儿童主动地进行学习，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成人的传授。他说：“问题不在于告诉他一个真理，而在于教他怎样去发现真理。”例如学习地理，不是从地图上或地球仪上学习，而是带领爱弥儿在野外广阔的地带上，观察黄昏日落和清晨日出的景象，从而获得有关地球的知识。卢梭反对死板的书本教学，要求“以世界为唯一的书本”，一方面反映他强烈反对腐朽的封建文化的激进态度，另一方面说明他又走向完全排斥学习人类所积累的文化知识、否认间接经验的极端。他认为，假如非要读书不可，那么唯一可读的只有《鲁宾逊漂流记》一本。在卢梭看来，鲁宾逊孤单一人独处荒岛，不仅保全了生命，而且完全凭借个人的力量生活得相当舒适，十分自由，最后成为该岛的占有者。他认为，只有处在类似鲁宾逊的境况之下，才是排除偏见和外部权威，“由自己按照事物本来的用途对它们进行判断”的最可靠的办法。因此，卢梭称赞这本书“在我看来对自然教育是论述得很精采的”，决定以它作为爱弥儿最早读的一本书。

在学习知识与发展智力的关系问题上，卢梭非常强调培养儿童获得知识的能力的重要性。他指出：“需要记着的是：我们想取得的不是知识，而是判断能力。”“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以研究学问的方法。毫无疑问，这是所有一切良好的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卢梭认为，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够使儿童不依赖于别人的理智与头脑，而形成独立进行学习的能力。为此，卢梭一再要求教师应该“巧妙地使他产生学习的愿望，向他提供满足他的愿望的办法”，“向他指出通向科学的道路”，“教他怎样在需要的时候取得知识”等等。卢梭的这些要求，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特别是他要求培养儿童具有独立判断的能力，这一点不仅对于掌握知识是重要的，而且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是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的。

这个年龄时期的另一项教育任务是劳动教育。卢梭认为，劳动是社会的人不可避免的责任，因而严厉斥责不劳而食的人是强盗、流氓。他反对大私有制，但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私有制，而主张实行小私有制，认为这才是最理想的，体现了他的观点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卢梭要求把爱弥儿培养成自食其力的、独立的自由的人。卢梭推崇手工劳动，认为手工匠凭自己的双手和技术谋生，不依赖土地，也不必依附于权势，因而是最自由的。在各种手工劳动中，卢梭为爱弥儿选择了细木工，认为这种劳动不仅有用、干净，而且需要心智的活动和技巧，通过这种劳动，可以使爱弥儿的双手与头脑同时得到锻炼与发展。他还指出，参加劳动对儿童的思想教育的意义，“爱弥儿做了工人之后，不久就会体验到他起初还只是约略见到的社会上的不平等。”除细木工外，卢梭也主张让儿童认识其它的工艺和农业劳动，以培养尊重劳动的感情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心。

卢梭认为，到这一个时期结束的时候，通过一系列的合乎自然的教育，“我们训练了一个既能行动又能思考的人，为了造就这个人，我们还需要做的事情只是把他教育成和蔼与通情达理的人，也就是说，用情感来使他的理性臻于完善。”于是，爱弥儿的教育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④十五岁至成年阶段的教育

卢梭认为，这个年龄的孩子感情发展起来，必须加以引导，对他进行道德教育，而且要回到都市去进行这种教育。这是由于爱弥儿已在乡村的大自然环境里接受了充分的“自然的教育”，因而不必担心腐化的都市对他产生恶劣的影响；同时，进行道德教育需要了解社会，所以也必须返回都市。

爱弥儿的道德教育包括培养善良的感情、正确的判断和良好的意志。卢梭指出，做一个“人”，虽然憎恶不合理的社会，但因为具有善良的天性，所以怀有同情之心，爱所有的人，教育就是要发展这种博爱的精神。培养善良的爱人之心，不靠说教，而要通过观察了解社会，了解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与不幸。善良的感情之进一步发展，应该达到能够正确地判断善恶的要求，这就需要学习历史和伟人传记，阅读寓言，从中领会如何区分善恶。此外，还要通过善行的练习，形成良好的意志。这种以人道主义和博爱为中心的道德教育，自然是不实际的，但体现了卢梭作为第三等级的思想家，对人民的一定的同情。

在宗教教育问题上，卢梭反对天主教会和僧侣用神学教条毒害儿童善良的天性。他大胆地抨击教会的信条，认为有些玄虚的教义，不仅是人所不能理解的，而且也是不能相信的。“如果不是教孩子们从小就学着撒谎的话，我看，用教条去教他们就没有什么好处”。而在需要向爱弥儿讲解世界起因的问题时，只要不屈从于封建教会的权威，“单单凭理智的光辉就能使我们不超出于自然宗教”，向爱弥儿讲解的，也仅以自然宗教为限。自然宗教虽然没有达到无神论的高度，但仍然是对天主教传统教义的一种否定，因此，卢梭的宗教教育主张也和传统的、作为封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教育不同。

通过自然教育，爱弥儿到二十岁时成长得身心健康，动作灵巧。他心地仁慈，乐于为善；爱美，也有很好的审美能力；既富于感情，更富于理智，还掌握了许多有用的本领。他完全摆脱了偏见的束缚，一切都服从于理智的法则。卢梭所描述的这一形象表明，他所要培养的“人”，是与封建贵族及僧侣完全不同的、理想化的新人。这一培养目标在当时是十分进步的。

(3)论女子教育

卢梭通过对爱弥儿的未婚妻苏菲亚的教育，说明了他的女子教育观点。女子应该服从父母和丈夫的权威，而且是为了丈夫的安乐和使家庭生活舒适才受教育的。卢梭断言，在“自然状态”下，女子就是依赖于人的，因此，应该培养她们节制、顺从的品德，使她们自幼即习惯于约束；同时，也无需发展她们的智力，或指导她们进行学习。其结果是，苏菲亚知识有限、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却能处处顺从他人的意志。卢梭这种与其自然教育基本精神完全相反的女子教育观点，典型地反映了他在妇女地位与作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点，以及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

综观卢梭自然教育理论的内容可见，它是在批判封建教育之不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的。正如卢梭以“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对抗封建等级制度、论证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合理性一样，自然教育也是卢梭用来否定腐朽的封建教育、论证资产阶级教育要求之合理性的一种思想观点。因此，尽管它有许多偏激与片面之处，但在冲击封建旧教育阵地和反对封建制度方面，都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卢梭的教育思想对于后世有多方面的影响。他要求教育适应自然，符合儿童的年龄特征，这对后来儿童心理和教育心理的发展是可贵的启示。卢梭从人道主义出发，要求热爱儿童，尊重儿童，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十八世纪末泛爱主义教育的发展。著名教育家裴斯塔洛齐和福禄倍尔等人，都从不同方面受到卢梭的组成部分的宗教教育不同。

通过自然教育，爱弥儿到二十岁时成长得身心健康，动作灵巧。他心地仁慈，乐于为善；爱美，也有很好的审美能力；既富于感情，更富于理智，还掌握了许多有用的本领。他完全摆脱了偏见的束缚，一切都服从于理智的法则。卢梭所描述的这一形象表明，他所要培养的“人”，是与封建贵族及僧侣完全不同的、理想化的新人。这一培养目标在当时是十分进步的。

(3)论女子教育

卢梭通过对爱弥儿的未婚妻苏菲亚的教育，说明了他的女子教育观点。女子应该服从父母和丈夫的权威，而且是为了丈夫的安乐和使家庭生活舒适才受教育的。卢梭断言，在“自然状态”下，女子就是依赖于人的，因此，应该培养她们节制、顺从的品德，使她们自幼即习惯于约束；同时，也无需发展她们的智力，或指导她们进行学习。其结果是，苏菲亚知识有限、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却能处处顺从他人的意志。卢梭这种与其自然教育基本精神完全相反的女子教育观点，典型地反映了他在妇女地位与作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点，以及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

综观卢梭自然教育理论的内容可见，它是在批判封建教育之不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的。正如卢梭以“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对抗封建等级制度、论证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合理性一样，自然教育也是卢梭用来否定腐朽的封建教育、论证资产阶级教育要求之合理性的一种思想观点。因此，尽管它有许多偏激与片面之处，但在冲击封建旧教育阵地和反对封建制度方面，都起了巨大

的革命作用。卢梭的教育思想对于后世有多方面的影响。他要求教育适应自然，符合儿童的年龄特征，这对后来儿童心理和教育心理的发展是可贵的启示。卢梭从人道主义出发，要求热爱儿童，尊重儿童，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十八世纪末泛爱主义教育的发展。著名教育家裴斯塔洛齐和福禄倍尔等人，都从不同方面受到卢梭的启发，接受了他的主张。卢梭强调进行教育要追随儿童的本性，以及让儿童通过生活进行学习的主张，则成为后来儿童中心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

2． 卢梭的爱国主义教育观点

卢梭的教育思想，除具有强烈反封建主义精神的自然教育理论之外，还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的教育观点，体现在1773年他起草的《关于波兰政府机构的几点设想》之中。

十八世纪时，波兰城乡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增长；但在政治上，一直受到四邻强国的欺压，并面临被瓜分的威胁。后来，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利用波兰封建农奴制危机加深、国内政局动荡的形势，于1772年第一次瓜分了波兰。这一历史悲剧极大地促进了波兰人民爱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开明贵族、市民以及虔敬派教士中的爱国者，积极投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与此同时，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波兰的爱国者和进步的思想家对本国的封建制度和受天主教会控制的文化教育，进行不同程度的批判，提出改革的要求。

1773年，卢梭应波兰贵族威尔豪斯基伯爵的请求，在研究1772年的一份波兰改革计划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波兰政府机构的几点设想》。马克思所说的“卢梭曾为波兰人草拟过最好的政治制度”，就是指的这份《设想》。其中，专列《教育》一章，阐明他对共和制下儿童教育的观点。

卢梭激烈反对天主教会控制教育，因此《设想》明确提出，公立的教育应由国家单独设立的机构领导与管理，它的重要职责就是考核学校校长与教师的工作，并根据共和国的利益确定其废黜与升迁。他认为，由国家掌管教育的制度，对于共和国的繁荣及未来命运是至关重要的。

《设想》中强调，按照共和国宪法，公民不论贫富，都是平等的，所以应该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在一起接受同样的教育。国家即使不可能实施免费的教育，也应尽量降低收费标准，以便使最贫苦的家庭也能支付得起，从而保证其子女的受教育权。在高等学校，还可设立一定名额的免费生，他们的学习费用由国家补贴。

《设想》指出，共和国的教育目的是把儿童培养成为爱国者。卢梭认为，一个人自生至死，都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必须自幼及早开始对儿童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他热情洋溢地说，孩子的眼睛初次见到亮光时，就看见了他的祖国；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在吮吸母乳时，也就汲取着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之情。当他二十岁时，便应该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波兰人。

培养波兰爱国者的教育，必须由波兰人担任教师才能实现。卢梭特别建议，只有是波兰人、而不是外国人，才得准许作为教师。同时，国家还应制定法律，确定教育的内容。在知识教育方面，卢梭要求使儿童从各个方面认识和了解自己的祖国。具体要求是：十岁时熟悉祖国的物资和产品；十二岁时知道她的地理区划；十五岁要了解本国历史；十六岁即应懂得国家的法律。关于学习历史，包括熟知全部历史上的光辉业绩和伟大人物，并铭记于心，永不遗忘。

爱国者的教育还包括身体的训练。卢梭认为，封建教育中极为忽视的这一内容，正应该是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种运动和身体锻炼不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对道德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卢梭强调通过公开举行的各种体育竞赛活动，使儿童习惯于公众生活，激发和形成一种渴望自己的行动获得公众赞许的意识。

《关于波兰政府机构的几点设想》中的教育观点，体现了卢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它和《爱弥儿》中的教育理论，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资产阶级启蒙派的教育主张，构成卢梭教育思想的全部内容。

二、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和狄德罗的教育思想

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之中，唯物主义者克劳德一阿德里安·爱尔维修(Claude—Adrien Helvtius，1715—1771)和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等人，是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他们在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矛盾斗争尖锐激烈、不可调和的基础上，吸取十七世纪唯物主义思想的成果并利用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进一步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在哲学上达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高度，为法国资产阶级批判宗教神学世界观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坚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客观存在着的，它既不能够被创造，也不能够被消灭；而且运动是物质本身的一种属性，在运动着的物质世界之外，并不存在什么超自然的精神实体。在认识论上，他们接受了笛卡儿和洛克的影响，认为人们的一切认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同时抛弃了关于“天赋观念”和“内部经验”的错误观点。由此出发，必然会得出无神论的结论：在世界起源和事物的运动问题上，排斥了造物主的存在和它的“第一推动”的必要性；在认识和知识的来源问题上否认了“神启”的作用，这就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战斗性的集中表现。他们仇视天主教会和宗教迷信，对教会、教皇和僧侣的黑暗与腐化，以及它们给社会生活带来的灾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对僧侣的愚昧无知、神学教条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和讽刺。此外，还对教会扼杀人的理性、阻碍科学的发展，表示极大的愤慨。对教

会与神学的揭露与批判，实际上就剥掉了封建制度的神圣外衣，使人们的思想从宗教桎梏下解放出来，接受反封建的革命结论，敢于投入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但是，他们还不了解宗教的社会根源， 以为它只是愚昧无知的产物，因而一般来说，都很重视思想启蒙和宣传教育的作用。

在社会历史观上，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力图贯彻唯物主义的观

点，从唯物主义的感觉论出发，否认先天观念与先天道德，坚持人是生而平等的，贵贱、智愚之分完全是环境造成的，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观点。但是，他们又认为，社会环境以及政治法律之不完善，是人的错误的思想观念造成的，也就是说：“意见统治世界”。那么，为了改变世界的现状，又必须首先改变人的思想和观念了。由于他们认识不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因而陷入不可解脱的循环矛盾之中，最后，只好依靠伟大的“天才”人物或英明的立法者来启发民众，改造社会，这样，他们就走向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心史观，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重视教育作用的思想基础。

1． 爱尔维修的教育思想

爱尔维修出生在一个宫廷医生的家庭里。青年时期曾任包税官，由于职务之便，使他有机会了解统治阶级的愚昧贪婪、封建制度的腐败以及人民所处的悲惨状况。于是他在l?51年放弃官职，专门从事著述，并与“百科全书派”保持密切的联系。1758年，爱尔维修在他的重要哲学著作《论精神》中勇敢地向灵魂不死等传统观念挑战，阐述了无神论的思想，因此该书的出版使教会和宫廷感到震惊，判决将它当众焚毁。1767年他又写成另一部系统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著作《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为免遭迫害，在他死后两年才正式出版。在爱尔维修的其它一些著作中，还论述了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问题；批判宗教蒙昧主义，提倡科学与知识，等等。

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当中，爱尔维修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甚至夸大它的作用而主张教育万能。他接受洛克的主张，否认先天观念，认为人的一切精神活动、人的认识，都来源于感官对外界事物的感觉。因此，他认为每一个具有良好感觉器官的人，都拥有同样的认识能力，都可以认识真理。他坚信人在智力上生来都是平等的，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进行学习。爱尔维修以建立在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智力平等说，否定了天赋不平等的封建传统偏见，并从理论上确认了人人都应享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在反对封建主义方面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

但是，爱尔维修完全否认人与人之间的个别差异，断言人的形成只是教育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仅仅是教育造成的。爱尔维修所理解的教育是十分广泛的，包括一个人的多方面的生活条件，如政治制度及法律，父母的社会地位、财产状况等等。因而，在他看来，人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这一思想对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直接的影响。爱尔维修夸大教育的作用，还表现在他坚持通过教育改变社会的主张，这与“意见统治世界”的观点是紧密联系着的。他坚信，通过教育扫除封建迷信和偏见，发展人的理性，形成“健全的道德”，就可以改变社会现状，建立起“合理的”社会制度了。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进步要求的。

爱尔维修尖锐批判了天主教会的罪恶，从而坚决反对由教会控制与管理学校的做法。他认为，教会和僧侣依靠人们的愚昧、迷信、无知与恐惧维持自己的权力，他们一味追求的只是盲目服从，因此，教会既与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完全背道而驰，又是科学事业的敌人。他还揭露教会推行的禁欲主义的虚伪性，指出僧侣们野心勃勃、贪欲无边，却反对俗人有任何欲望，极力压制与扑灭人们现世生活中的一切欲望，其目的正是为了利用他们对于权力、财富的厌弃，而把这二者据为已有。教会所垄断的学校教育则充满经院中的行话，灌输的完全是诡辩、形成的只是恶行，以致使人不明真理。因此，他要求必须改变教会控制学校的状况，由国家举办世俗性的教育，培养爱国的资产阶级公民。

在启蒙思想家中，爱尔维修是系统论述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合理性，并努力建立资产阶级伦理学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在批判禁欲主义的同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从人性论出发，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自爱、趋乐避苦，追求个人的利益与幸福。然而封建制度压制了“人性”的需要，所以必须推翻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这一点奠定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爱尔维修要求用来取代封建道德的所谓“健全的道德”，正是这样的一种资产阶级道德。由此出发，爱尔维修十分重视道德教育问题，他要求取消传统的宗教道德教育，废除教义问答，而代之以灌输资产阶级道德观念的“道德问答”课。爱尔维修公开宣扬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道德观是应予批判的，但它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他提倡资产阶级的道德教育，和封建性的宗教道德教育相比，也是一个进步的要求。

2．狄德罗的教育思想

狄德罗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杰出代表，出生在富裕的手工业者家庭，曾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他一生清苦，虽然屡遭教会和封建王朝的迫害，却始终为坚持思想战线上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而奋斗不息。1746年，他发表的《哲学思想录》，因反对宗教迷信，宣传自然神论而遭焚毁。1749年发表《论盲人书简》，进一步宣传无神论思想，强调知识来源于感觉的观点，竟被教会妄加罪名逮捕监禁。出狱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主持编辑与出版《百科全书》的工作。狄德罗宣称，《百科全书》要将人类过去积累起来的科学知识，按门类系统化为一个统一的体系，从而帮助人们扫除愚昧无知，改变思想方法，实现人类精神上的革命。《百科全书》对封建帝王、专制统治、异端裁判所、封建的赋税等等无情地进行了“理性的审判”；同时大力宣传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所要求的平等权利和思想自由，宣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提倡发展和传播科学与生产技术，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环绕《百科全书》的活动，以狄德罗为中心形成的进步集团，就被称之为“百科全书派”。自1751年起，历时二十余年，狄德罗坚持不懈，完成了《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技艺详解辞典》二十八卷的出版工作，给予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对法国以及人类的进步思想文化做出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狄德罗还完成了几部哲学著作，以及小说《拉摩的侄儿》(1762)等。

狄德罗是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无神论者，直到临终之前，他还愤怒拒绝神甫要他放弃无神论的“劝告”。所以，恩格斯称赞他是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了整个生命的人。他从多方面批判天主教会的罪恶、揭露神学信条的虚妄与荒谬，认为宗教神学的内容，完全是用最可疑不过的事情，来证明最不可信的东西；宗教蒙昧主义紧紧束缚着人的理性，是认识自然的严重的障碍。因此，必须驱除宗教迷雾，才能够认识客观真理。同时，他还指出，宗教迷信和封建制度是拴在人类脖子上的两条绳索，只有割断前者，才能够挣脱后者，实现“理性的王国”。狄德罗的这些思想，发挥了巨大的革命号召作用。

作为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也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甚至夸大了它的作用，认为只要通过教育启发人的理性，去认识封建社会的罪恶，就可以实现社会制度的改变。但他与爱尔维修主张教育万能不同，认为应该估计到自然素质对人发展的作用，教育不可能使儿童在其自然条件所不许可的方面得到什么发展。教育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唯一根源，只是主要根源之一；教育并不能创造一切，只是具有获得成功的力量，而且其影响比一般想象的要大。

狄德罗强调了教育民主的要求，认为既然人在天赋素质上是同等的，人人便都具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而且从人数众多的人民中间会比从贵族中产生更多的天才人物。他愤怒抨击封建制度剥夺人民受教育权的现象，就像把美丽的图画深藏在黑暗的画廊里一样，埋没了它。他坚决要求改革法国的教育，没收僧侣控制的学校，改由国家办理；学校向所有的儿童开门，实行强迫的、免费的初等教育，为保障贫穷儿童能够入学，还必须给以物质上的帮助。在主张贫苦儿童有权享受教育这一点上，狄德罗是十分坚决的。

狄德罗强烈反对封建教育的古典主义倾向，认为古典主义的中等教育，把过多的时间耗费在学习空洞的文字上，经院主义盘踞的大学又与真正的科学没有联系，这样的中、高等教育都是毫无价值的。他要求以加强传授科学知识来改造旧教育，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逻辑思维，发展创造精神，从而改变人的理性遭受压制的状况。1775年，他在为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草拟的一份教育计划里，强调中等教育的科目应包括数学、力学、天文和化学等；主张开办军事、工程、航海、农业、商业等专门学校。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发挥了重大的战斗作用，在哲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们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也有重要影响。爱尔维修和狄德罗关于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的观点，直接影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通过教育启蒙而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与活动，他们关于教育的世俗性、民主性以及提倡科学知识教育的进步要求，成为法国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后拟定教育改革计划的基础，也是许多资产阶级教育家和进步的思想家不断强调的重要教育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