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韩两国学前教育比较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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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本文将从宏观角度对英、韩两国的学前教育进行比较分析，目的在于展示英、韩两国学前教育系统宏观方面的相似和差异。文章主要对宏观领域中的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即两国学前教育历史发展和趋势比较，两国学前教育事业所依赖的哲学理论基础比较，两国学前教育传统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幼教改革方面比较，两国国家规定的幼儿园课程指导标准比较。本文要探索的问题分为3个主要方面：为什么要将英、韩两国的学前教育进行宏观比较？影响英国和韩国学前教育的历史的和哲学上的背景是什么？英国和韩国实施的国家幼儿园课程的特点是什么？一、两国学前教育宏观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和方法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学前教育的发展总是会受到其所在的社会文化背景、政府政策行为等宏观环境的影响。“将儿童教育放在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已经成为我们分析和了解任何国家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前提。英、韩两国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其学前教育传统和目前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分别代表了欧洲文化和东方文化。而我们在学前教育层面上，鲜有英、韩两国教育的比较研究，所以将英、韩两国学前教育状况进行分析和比较是合适的。而且，对于同是根植于儒家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幼教来说，它与韩国幼教发展现状有着极为相似的特征。特别是在目前的改革发展中，我们该如何把我们的幼教政策贯彻到实处，如何在幼教工作者们的理论设想与实践之间寻找到平衡……或许我们可以从本文的比较研究中得到启示。我们这里所说的幼教发展宏观环境，是指不包括幼儿园、家庭以及其他正式幼教机构内部环境在内的一切外围环境。而本文中所介绍的英、韩两国学前教育的宏观系统，则主要指历史发展和趋势、哲学理论基础、学前教育传统、政府幼教改革行为以及国家规定的幼儿园课程指导标准这四个方面。本文的比较分析属于对两种文化的小规模比较研究，它主要是通过文献评述对英、韩两国的学前教育进行比较研究。二、两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历史和背景的比较英、韩两国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大不相同。英国的学前教育萌芽于人们对贫困儿童的关注，是在为帮助贫穷的工人阶层的幼儿而进行的自发的仁爱运动下产生的。在 1816年，罗伯特·欧文在苏格兰的New Lanark为棉织品工厂工人的孩子设立了第一所托儿所。到20世纪初，麦克米伦姐妹为贫穷的孩子建立了一个户外托儿所，在这个托儿所中她们强调健康以及合适的营养的重要性（Curtis，1998）。而韩国的学前教育在发源上却是一件舶来品，是经由美国的传教士和日本的一些教育者引进来的。1897年，日本人在韩国建立了韩国的第一所幼儿园。1914年，美国传教士又在韩国建立了基督教幼儿园（Lee，1996）。此外，与英国不同的是韩国学前教育在开端之初关注的对象是富家子弟。那时候的韩国幼儿园并不是为贫穷的工人阶层的孩子设立的，进入幼儿园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只有富裕家庭的孩子才能够进入。然而，两国幼教的历史发展也还是存在某些共同点的。如自从建立了幼儿园以后，英、韩两国的幼儿教育在教育政策和公共基金上，相比于其他阶段的教育来说都是较为落后的。而发展至今，两国的学前教育在国家政策议程中的地位都越来越高。在英国，自从1996年实行“托幼代金券计划”后，政府对学前教育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试图在提高幼儿园的标准和质量的同时增加对学前教育足够的经济支持（QCA，1999，2000；SCAA，1996）。而韩国幼儿教育以前同样是没有公共基金，主要依靠私人支援。但是自从2001年开始，政府也逐渐开始关注早期教育。他们宣布了一个方案计划：在2004年以前对所有5岁儿童进行免费的幼儿教育（MOE，2001）。三、两国学前教育所依赖的哲学理论基础的比较传统意义上的英国儿童早期教育都坚持儿童中心，反对主题中心和教师指导的方法。这种传统幼儿教育所依赖的哲学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卢梭、福禄贝尔、蒙台梭利、杜威、麦克米伦和艾萨克斯（Curtis，1998）的理论。这些教育家都强调幼儿的个性，并提倡发展儿童的自主性。卢梭关于幼儿的天性和幼儿学习过程的论述对早期教育有很大的影响；福禄贝尔把游戏作为教育方法，到现在仍然被许多教育家所推崇；杜威强调游戏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儿童最好的学习方法是从做中学；蒙台梭利认为环境的精心准备对儿童非常重要，同时强调儿童应该独立学习；皮亚杰认为成人不应该干预幼儿，而应该让幼儿独立地对各种材料进行探索和研究。这些教育家的理论成为英国学前教育产生和发展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在下一段的论述中我们将展示，这些教育家的理论是如何对传统英国幼儿教育的主要潜在原则的建立产生影响的。 “儿童中心”作为传统英国幼儿教育的主要潜在原则存在于英国的幼教发展过程中。这种“儿童中心”的幼儿教育是建立在每个儿童的兴趣需要和对每个儿童的差异的尊重上的，儿童被看成是因内在需要的激发而进行学习的，他们好奇、精力充沛、富有想象力；儿童的学习是通过在周围环境中自发的游戏进行的，而这个环境给予儿童丰富的材料，使他们能够在其中探索和发现。“儿童中心”教育中最有影响力的观念是发展理论。根据发展理论，儿童在向成人理性的、正式思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自然有序的发展，学习被看成是整体的而不是被划分成几个部分的。“儿童中心”教育中的教育者一般来说充当着引导者、顾问和帮助者的角色，而不是导师和指导者的角色。在韩国，自从1897年的第一所幼儿园建立开始，其幼儿教育就受到了许多西方教育者，尤其是卢梭、蒙台梭利、杜威和皮亚杰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四、两国传统的学前教育和目前改革方面的比较受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影响，在韩国传统的学前教育发展中，教育部门在制定教育政策和课程控制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随着社会民主氛围的影响，在目前的幼教改革中，韩国政府开始给幼教机构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试图减弱对知识学习的重视和要求的一致性，发起了以西方提倡的儿童中心的方式进行的改革（Hwang，1999）。现在韩国幼儿园课程的重点不是放在学习知识技能上，而是放在以儿童为中心、游戏导向活动和整合性的教学方法上。与之相反，英国的学前教育通常被认为是儿童中心，反对主题中心和教师中心的（Curtis，1998）。政府以前很少干预幼儿园的课程、计划和实施，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最近，英国政府对提高标准和效果非常关注，也在强调早期计算和读写能力了（QCA，1999，2000；SCAA，1996）。目前，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英国，政府为了改善和提高早期教育水平，都开始了幼教改革。但是两国在改革动机和方向上却几乎是截然相反。在英国，原来政府很少参与幼儿园的条款规定、课程和实施。最近，为了要提高标准，改善幼儿教育机构的质量，政府对早期教育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干预。在1996年，英国政府引进了预期结果（现在修正为早期学习目标）的早教课程国家框架。在最近中央政府政策的指令上有一个回归基本的条款，强调语言和数学上的早期成果，政府按照以标准和习得的知识为重点，就像Docking指出的，英国幼教模仿东亚国家，重新定义了他们儿童中心的教育模式并为了提高标准而开始了改革。此外，英国政府还强化了对学前机构条款和幼教基金的检视与监督，以便更有效地实施其早教课程。政府要求那些希望接受政府基金的各种早教机构必须接受教育标准办公室（Ofsted）的教育监督（Ofsted，2001）。教育标准办公室（Ofsted）是独立于教育部的非部级单位，它是英国的“第三者”监督部门。与此同时，英国对课程控制和课程方向开始从分散自主走向集中管理，而为了适应政府的行动，幼教工作者的自主性也相应地被减弱了。而韩国的幼教改革方向却正好相反，改革的重点在于免除教师主导和学术导向的教学方法。之前韩国的课程控制都集中在政府，而今随着整个民主思潮的发展，教育部开始给予每个学校自身更多的自由。韩国教育部最新的文件中提倡儿童中心的课程，强调儿童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发展，并试图改变长久以来坚持的以学术上的成就为重点以及以教师为指导者的教育文化（MOE，2001）。当前在韩国，人们一般都认为儿童中心的儿童教育是韩国幼儿教育的理想典范。五、两国国家规定的幼儿园课程指导标准的比较目前，英国政府所规定的幼儿园课程标准是“基础阶段课程指导”（Curriculum Guidance for the Foundation Stage）。这一幼儿园课程指导强调的不仅是整合性的学习，也强调了读写能力和算术能力，并且规定了4～5岁的孩子应该达到的水平（QCA，2000）。这个课程标准非常强调目标，并设立了许多儿童应该达到的目标水平。在韩国，政府所规定的幼儿园课程标准是“国家幼儿园课程”（National Kindergarten Curriculum）。这个“国家幼儿园课程”并不鼓励使孩子在幼儿园就具备学习读写算能力，而是强调关注所有幼儿，关注幼儿的创造性、个性，以及游戏为活动和整合性的教学。而且韩国的幼儿园课程并没有强调儿童的学习目标，而是将重点集中在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上。此外，和英国一样，韩国的幼儿园也是由当地教育当局进行视察。然而与英国不同的是，韩国的检查者更加注重幼儿园对标准的依从而不是注重于评价课程管理、教学方法和儿童的学习（Kim，2001）。韩国的幼儿园在被检查后只是得到一些口头的建议，而不是正式的书面报告，检查的结果也并不公开。这一检查系统没有英国的那么严格。造成这种区别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韩国的检查员和英国不同：英国的检查监督部门是独立于教育就业部之外的，而在韩国则是直接由教育部门控制的LEA来对学前机构进行检查，并且这些检查结果和基金的机制无关。两国国家幼儿园课程框架的具体比较见附表：附：英、韩两国国家幼儿园课程框架比较表手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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