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早期教育政策的作为和保障
我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家庭教育的国家，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孩子的教育、成长是家庭的事。似乎小孩子上不上幼儿园只是家长乐意不乐意的一个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早期教育政策的落实和作为就显得比较艰难，建立和完善我国早期教育政策的保障机制也就显得更加必要。
而目前发达国家的早期教育的政策导向已经十分明确：学前教育不仅是家庭的事情，更是社会的事情。许多发达国家制定了超前的早期教育政策，以便让所有的幼儿都拥有尽可能好的启蒙教育机会。
有政策才能有作为。比如英国的早期教育政策作用就比较明显，“义务教育年限已从5岁下延至4岁，政府为每位年满4周岁的幼儿提供每天2小时的免费学前教育，并计划到2004年将义务教育下延至年满3周岁的幼儿”。义务教育政策的强制性保证了儿童受正规教育的权利和时机。这使每个孩子受到的教育机会更加均等，教育也更加公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我们的学前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但十分可喜的是，在“十五”期间，我国早期教育政策已经扩展到0～6岁的儿童，落实早期教育政策的总目标也非常明确：为学前儿童提供更加广泛的受教育机会，向推进教育民主、创造更多的良好教育机会的理想迈进。我们现行的早期教育政策的着重点在于：
1.努力达到幼儿教育发展指标：全国学前三年受教育率达到55%，学前一年受教育率达到80%，大中城市普及学前教育三年；
2.特别强调提高家庭和看护人员的科学育儿水平；
3.逐步建立以社会为依托、政府领导统筹、教育部门主管、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社区内各类教育机构和家长共同参与的管理体制。
制定这些政策对于我国早期教育的健康发展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然而，如何落实这些政策，使这些政策真正有所作为?从目前我国的国情来看，要在五年之内，真正贯彻落实这项政策还是有难度的，其中主要有三难：
1.在这项政策的保障系统没有建立起来的前提下，发展指标何以达到?
2.在没有切实高效的培训办法出台之前，家庭育儿水平何以真正得到提高?
3.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发展幼教事业由政府的教育部门主管，管得了吗?从最近公布的一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95年～2001年，我国幼儿在园人数呈持续下降趋势，人数约690万，其中农村下降610万，城镇下降80万。与同期经济持续增长的趋势相比，我国幼儿教育的形势不容乐观。
造成幼儿入园人数下降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四个方面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我们的早期教育政策是柔性的。柔性的政策是非强制性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特点是弹性较大，政策落实情况看市场的需求情况而定，在这个过程中，主宰市场需求的一方是孩子的父母。如果他们的随意性很强，那就比较麻烦。
第二，主管幼教的行政机构不断姜缩。执行早期教育政策的组织机构不健全，如果其他的政策又跟不上来，就会因有事无人管，在客观上造成来自官方的早期教育的声音较小，让人感觉到早期教育不被重视。
第三，我国全民的早期教育思想认识水平还处在相当初级的阶段。许多人对早期教育的认识还是非常粗浅的，甚至是偏离教育科学规律的。
第四，广大的农村地区是早期教育最不发达地区。我国农业人口占80%，农村幼儿的比例也占大头，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民孩子的教育间题也是我国早期教育的根本问题。
由于这四个方面因素的存在，我国早期教育政策要有大的作为任重而道远。要落实我国早期教育政策：
首先要从抓提高认识、加强学习这个环节入手，普及早期教育知识，建立起思想上的政策保障体系；
其次，是要努力健全我国早期教育的行政管理组织机构。没有建全的组织，就没有顺畅的政策通道，就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我们常说，“缺谁的不能缺孩子的”。然而在政府里，我们恰恰就是管孩子事的工作人员缺少，在有些部门甚至已经被忽略不计了。我们完全有必要在各级政府里，着手健全早期教育的管理组织，这是组织上的保障体系；
再次，是要努力提高我国农村早期教育的水平。农村早期教育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城市化，农村城市化可以改善农村的经济结构，提高农民的经济收人，改变农民的观念，尤其是农民的教育观念。从全国来看，这是战略上的政策保障体系；
最后，要努力地不断强化我国的早期教育政策。强化政策就是要在立法基础上提高政策的强制性。对于政府来说，除了制定大政方针外，在计划、组织、管理、监督等工作环节上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不作为。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来看，就是要逐步建立起法制上的保障体系。
幼教工作不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一项事业。我们必须营造一个全社会都来尊重、理解和支持幼教的良好氛围，从而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推动我国早期教育政策的不断完善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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