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教育”理论的现代价值三则

      陈鹤琴创立的“活教育”理论，奠定了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理论基础，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幼儿教育体系，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一、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     陈鹤琴继承发展了中国优秀的教育传统，张扬了教育的人文性，其主要表现是他创立的“活教育”以教人做人为教育的根本目的。陈鹤琴对此有着深刻的阐述，指出“为什么要讲做人呢?……人之所以异于其他的动物，就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应当努力来学习如何做人，如何求得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发展”。在这里，他论述了教育应当肩负教人做人任务的根本原因在于，要使人由一般的动物，变成一个社会的动物，即由一个自然的人变成一个社会的人，不然人就很难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这意味着教育具有使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作用。“活教育”对传统的“教人做人”有所发展，他要求培养的人，是具体国家的人，是现代世界的人。并且将教人做人的教育着眼于求得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发展。“活教育”关于做人的内涵，及其学会做人的出发点与归宿，既张扬了教育的人文精神，又避免陷入抽象“人性论”的窠臼。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陈鹤琴还以为“人自生至死，在他的面前一直摆着一个做人的问题”。这是指人一生待人接物、处事谋生，每时每刻都应当考虑是否合乎做人的要求，希望教育能够培养儿童终身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真正的人，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教育理想!     从全球范围看，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危机，使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科学主义的局限，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要求教育突出人文精神。就我国而论，对科学与人文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拨乱反正时期，社会各界最爱引用的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近年来，人们开始质疑，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知识能直接产生力量吗?”第二个问题是：“是否所有的知识都有力量，”第三个问题是：“即使知识能够形成力量，那它到底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还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这三个问题都突现了人的价值和人对知识的驾驭作用，这是社会对人的认识的再一次觉醒。这种变化体现在教育政策上，则是素质教育的提出。素质教育将提高人的素质作为教育的根本宗旨，与“活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完全一致。   二、“做中国人”与“做世界人”相统一的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教育的根本问题。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涌起，教育界有人开始提出“教育国际化”的命题，引起人们对培养目标的重新思考。陈鹤琴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明确提出了“做中国人”与“做世界人”相统一的培养目标，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教育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正确解释“教育国际化”的概念，很有现实意义。     陈鹤琴认为：“人生在世界上，由于自然的及人为的环境之不同，在人类中就有以世界为范围的世界人与以国家为范围的国家人。”就人的这两种属性而论，每个人客观上是属于生于斯养于斯的国家人，作为生在中国的儿童，当然必须首先做一个“中国人”。他进一步指出：“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与别的国家的社会性质不同”，具有不同的发展特质，“因而中国人的生活内容及其意向便自然受此特质的规定”，这就意味着我们培养的儿童必须具有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陈鹤琴不无动情地说，我们应当培养儿童“要爱我们国家五千年的光荣历史，爱我们国家的前途，爱我们国家的人民，从而担负起我们的历史任务，使我们国家进步繁荣，日新月异”。在民族危机极端严峻的抗日战争时期，陈鹤琴先生这种爱国情怀，曾经产生强烈的感召力，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当今世界，霸权主义以强凌弱、无视世界人民意志的事件屡屡发生，尤应关注的是，在复杂的全球化浪潮中，逐渐形成了强势文化对弱势边缘文化的侵蚀。这是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问题。有识之士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第二疆域，决不能掉以轻心。世界上日益多的人开始关注文化本土化的问题，关注人类生存的根系，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文化传统的存在与发展问题。教育应当重视文化根基的民族性，像陈鹤琴先生教导的那样，认真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培养儿童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承担起神圣的使命。     “活教育”不但要求儿童“做中国人”，而且要求儿童“做世界人”，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环”。在20世纪40年代，陈鹤琴已经具有面向世界的宽阔的教育视野，令人感佩!那么，他又是怎样阐述“做世界人”内涵的?他认为，第一，“必须有世界的眼光。所谓世界的眼光，就是对世界的看法，我们要有对世界的正确的看法，必须了解世界的事事物物，大自然是怎样在运动着，大社会是怎样在发展着”。这就要求培养儿童全面认识整个世界，既包括认识人类社会，也包括认识自然界的发展趋势。认识社会的基本走向，有助于儿童形成正确的社会发展观，树立崇高的社会理想；认识自然的运动变化，有助于儿童形成正确的自然观，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些教育内容，在今天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需要。第二，“我们要做世界人，便要爱全世界的人类”。陈鹤琴认为：“做一个真正的人，他必须热爱人类，不论国籍、种族、阶级或宗教。他必须热爱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当真理受损时，他必须不惜一切来捍卫真理。他应该以‘世界一家’的思想作为人类最终目标。”将爱人类、爱真理作为“世界人”的内涵，体现了鲜明的“人类本位的价值观”。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面对人类社会的各种危机，世界精英们开始倡导“人类本位的价值观”。20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指出：“保护人类的整体目标必须高于一切目标。”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同样认为：“我们需要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目标的智慧。”他们倡导的“人类本位的价值观”与陈鹤琴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倡导的“做世界人”的价值取向，何等的相似!这种价值观，正是当今世界人民用以揭露、抵制霸权主义，构建世界新秩序，并用以防止科学技术异化的重要思想武器。   三、注重实效性的德育观    “活教育”高度重视德育，陈鹤琴明确地指出“人格重于知识”，沉痛批评“中国教育的弊病确在于我们只顾到教书上课，注重知识的灌输。人格的培养，竟加以忽略”。这种批评，在今天仍然具有警示作用。陈鹤琴作为一个教育大家，他深知德育的艰难，所谓“训育难于教育”。为了化难为易，陈鹤琴注重研究德育的规律，建立了注重实效性的德育观。     1．  着力进行道德基础教育。     一般而论，实施道德教育，往往容易追求崇高的目标，例如倡导“舍己为人”。“舍己为人”是应当提倡的，中国历史上和今天社会上都曾涌现许多“舍己为人”的仁人志士．以其高尚的道德榜样，净化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培育了举世瞩目的中华道德文明。不过，还应看到，道德范畴具有层次性，儿童的道德认知也有特定的发展轨迹。作为幼儿阶段的德育，必须注重夯实道德教育的基础，这才有可能保证德育的实效性。陈鹤琴既深谙道德范畴的层次，又把握了儿童道德认知的规律，对儿童德育的主张十分务实，他说：“‘舍己为人’原是做人的最高理想，这要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才能做到，自古以来，有不少大圣古贤就是这—类人的代表。普通的人能够做到‘互助’也已经很不错了。”他正是从大多数普通人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出发，将“互助”确定为德育的基本目标。对于儿童的道德修养来说．“互助”尽管比“舍己为人”低一个档次，但它是对儿童自发的“自我中心”的超越，使儿童确立“互助”的观念，意味着他们在与个人中心诀别，儿童一旦从“自我中心”的状态下走出来，才可能理解他人的需要，才可能逐渐培养服务的精神，形成做人的合作态度，这对他们一生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活教育”遵循德育的基本规律，确定了“训育的目的之一在于能养成学生‘互助’的习惯，如果这一点没有做到，就可以说训育没有做好”，因而获得了德育的显著实效。今天，我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市场伦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互赢”。“互赢”的本质就是利益上的“互助”。陈鹤琴要求德育“从自我到互助”，抓住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道德，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良好习惯与创造力的养成。     “活教育”重视儿童养成良好的习惯，认为让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成人之后方能“减少许多问题”，所谓“慎始则善终”。陈鹤琴是“知”“行”统一论者。他认为对儿童来说“行”的结果就是习惯的养成。即“从知到行……不断地做，是养成‘习惯’的必要步骤；单是‘知’而不‘行’，单是‘理论’而无‘实践’，样样事体都不会成功。”这正应了我国优秀传统德育的基本经验：从知行统一着手，实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的养成性目标。     良好习惯的培养，对幼儿是十分重要的，不仅中国的教育家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19世纪的著名心理学家李德也认为：“播下你的良好行为，你就能取得良好的习惯；播下你的良好习惯，你就能拥有良好的性格；播下你的良好性格，你就能拥有良好的命运。”足见良好习惯的养成，对儿童一生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但是，还应看到，习惯如同蛛网，虽然微不可视，它对人的束缚可以形成巨型钢缆般的力量。拘泥于陈旧落后的习惯势力，也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培养儿童良好习惯的同时，必须使他们具有超越落后保守习惯的意识和能力，形成创造的习惯和能力。陈鹤琴在“活教育”目的论中指出，做中国人必须做现代的中国人，而现代的中国人必须具有“创造的能力”“反对因循苟且，故步自封”。他认为儿童天生喜欢创造，具有创造的能力，关键在于教育要得当，“要加以适当的训练”。这就“要从做中学，做中求创造”，“要有科学的头脑……手脑并用，才能创造”。这就是说，习惯的培养，必须有所选择，既需要培育儿童良好的品行，还需要促进他们创新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应当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3．  面向人生的德育。     反省我们的德育，为何实效性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不注意教人做人，道德教育较多关照人的社会价值，而忽略人的人生价值。这种人生教育的缺失，使道德教育缺乏亲和力和实用性，儿童从小就不懂如何待人接物，久而久之必然降低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准。1947年陈鹤琴发表了《生活的哲学》一文，树立了德育面向人生、贴近学生生活的典范。人生日用之常，被列为道德教育的内容，十分实际。《生活的哲学》告诫学生，从小应该养成十个“经常”，一个“假如”，三个“当”。     十个“经常”是指：“1．经常记住别人是对的；2．经常保持乐观；3．经常善于运用你拥有的东西；4．经常注意去交好朋友；5．经常保持满足；6．随时准备为人服务；7．经常注意鼓励；8．要尽其职责；9．经常要自我克制；lo．经常以礼待人。”做到这十个“经常”，必然会改变人的心智状况，使人乐观，自信、有克制力，尊重他人，善于交友，文明礼貌，人际关系良好。而且富有责任心。     一个“假如”是指：“假如我是你。”陈鹤琴以其丰富的学识和人生阅历，教诲学生学会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这有助于使儿童理解他人，走出“只知有我、不知有人”的思维方式，逐渐养成善解人意的意识和心智，从根本上使学生具有人性的良知，知道同情他人，从而帮助他人。     三个“当”是指：”1．当你发怒时有制怒能力；2．当你对待别人时要注意公正不偏；3．当别人需要帮助时，应尽力帮助之。”这里列举的第一条，是情绪和情感教育的内容。情绪和情感的教育，属于自我认识的范畴，而且是儿童提高自我认识能力的核心和关键，它应该是道德教育关注的问题。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将情感问题列为教育的手段，而未列为教育的内容。所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的就是调动情感以完成思想教育任务的道理。但是，陈鹤琴却教育儿童从小必须学会正确对待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具有“制喜、制怒”的能力，成为一个理智的人，不要因一时的冲动，贻误大事。实际上，能否正确对待自己的情绪或情感，是一个人自我管理能力和道德智慧高低的重要表现。“三个‘当’”的第二第三条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内容，培养学生具有服务的意识、合作的能力，不仅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十分重要，对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国外著名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自我认识智能、人际关系智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儿童未来的发展。不仅多元智能理论持上述观点，而且情商理论家丹尼尔·戈尔曼也说：“通向幸福与成功的捷径在哪里?……显然，单凭学校那些‘标准’课程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其实，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与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有关，那就是人们自我管理和调节人际关系能力的大小，亦即情感智商的高低。”陈鹤琴面向人生的德育，恰恰抓住了“自我管理和调节人际关系”两大能力的培养。     以上三则，尽管只是管窥之见，似已使我们初步领略到陈鹤琴“活教育”坚挺的科学性，正是这种科学性，使其拥有了鲜活的生命力，具有现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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