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蒙养院与日本教育

 在清末学习日本的风气和氛围中，幼稚教育同样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日本幼稚园教育的烙印，在办园宗旨、师资延聘、课程、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带有浓重的日本色彩。

从办园宗旨上看，清末幼稚教育较为浓重的德育和智育色彩深受日本幼稚教育宗旨的影响。《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第一条即指出：“幼稚园因家庭教育之不完全而设，专辅小儿自然智能、开导事理、涵养德性，以备小学堂之基础为宗旨。”该章程是在日本人户野美知惠的指导下拟订而成的，自然是以日本幼稚教育宗旨为参照。《奏定蒙养院章程和家庭教育法章程》也规定保育教导要旨为“使之远于浇薄之恶风，习于善良之轨范”，“留意儿童之性情及行止仪容，使趋端正”等。

从师资上看，清末幼稚园的保姆或教习大多聘自日本。中国近代第一所公立幼稚园是1903年秋创立于武昌的湖北省立幼稚园，聘请三名日本人为保姆。是年北京京师第一蒙养院成立，院长由日本保姆师范毕业生担任，并聘两名日本人为教习。随后，上海务本女塾、无锡竞志女堂、湖南蒙养院、天津严氏家塾保姆传习所和附属蒙养院、福州幼稚园保姆养成所等幼稚机构都聘有日本保姆或教习。

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清末幼稚园的课程及实施方法基本上照搬日本。《奏定蒙养院章程和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保育教导条目为：游戏、歌谣、谈话、手技，与曹广权考察日本时所记录的游戏、唱歌、谈话、手技的课程如出一辙。晚清最后十年中所开设的幼稚园（教会幼稚园除外），基本上都是依据日本的幼稚园课程进行教学的，甚至连日语也成了学习科目。在教学过程中仍然是以注入式为主，正如张雪门在《我国三十年来幼稚教育的回顾》一文中所述：“要形容这一时期的幼稚教育，和现在注入式的小学十分类似。他们将谈话、排板、唱歌、识字、积木等科目，一个时间规定在功课表上，不会混乱而且也不许混乱的，教师高高的坐在上面，蒙养生很端正的坐在下面。教师教一样，学生学一样，全部活动不脱教师的示范，儿童不能自己别出心裁，也不许其别出心裁。至于各种工具和材料，如果教师不给，儿童自然不能自由取用，且放置的地方很高，儿童虽欲取而不得，管理上的严肃主义，也和现在注入式的小学一样。”

综上可知，清末中国幼稚教育的发展的确是在日本幼稚教育的影响下进行的，存在着 “东洋化”的倾向。民国后期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都曾指出此时期幼稚教育的主要弊端之一即为此。陶行知称此为“外国病”，提出建设“中国化”的幼稚园，陈鹤琴就此指出“幼稚园要适合国情”，张宗麟在对江浙等地幼稚园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幼稚教育的“民族性”。诸如此类的批判和建议层出不穷。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以上教育家并没有绝对地否定此时期幼稚教育在日本影响下取得的一定进步，“幼稚教育之来华，尤为近十数年间事，故一切设备教法抄袭西洋（引者注：包括日本在内）成法，亦势所难免”，便是最好的注脚。〔12〕“幼稚园要适合国情”从一个方面理解是要体现自己的民族特性，从另一方面看，则是要适应当时的国情。众所周知，当幼稚园教育在西方和日本普遍盛行的时候，中国的幼稚教育还是封建式的家庭式教育，基本上没有正规的社会性幼教机构，因此在幼稚教育内容、方法等方面带有严重的封建落后性，当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日本的媒介将幼稚园教育介绍到中国并加以实践时，幼稚园教育在中国正式落地生根，中国的幼稚园教育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因此不可抹煞日本幼稚园教育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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