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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对幼儿园教材的价值审视

来源: 浙江学前教育网  0人参与

  [ 摘要 ] 随着幼儿园园本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材作为课程的体现物也日益重要。而目前,我国没有幼儿园教材编写的审定委员会,幼儿园教材的编写、发行随意性很大;也没有一个可供幼儿园一线教师选择或编写幼儿团教材的依据或评价指标。因此对幼儿园教材进行评价是很有必要的。评价教材的切入点即价值审视很重要。离不开现实社会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的文化继承、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人的要求、教育理念与课程观和人的身心发展规律。

[ 关键词 ] 幼儿园教材;价值审视;文化;教育;人的发展

教材是由一定育人目标、学习内容和学习活动方式分门别类组成的可供学生阅读、视听和借以操作的材料, [1] 也即是为学生设计的某一学科内容 ( 体系 ) 或某种知识体系的书面性指导材料。在现代教育观念中,教材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学习资源,其全面而准确的内涵应是“教学材料”,不仅包括“教什么”“学什么”,也包括“怎样教学”。教材作为课程的体现物,通过各种具体的教学内容来赋予受教育者一种“生活的经验”,使之成为社会需要的人。

从本质上看,幼儿园教材具有与其他各级各类学校教材一般意义上的同一属性。但由于幼儿园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幼儿园教材也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 l 、由于幼儿园教育没有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审定委员会,没有考试,因此,“学什么”的范围宽泛不定,随意性较大。 2 、幼儿园教材提供的学习信息必须完全借助教师传达到教育对象,因此幼儿园教材中教师用书的比重远远大于幼儿用书,以教师用书为主。 3 、幼儿园教材不仅仅呈现幼儿学习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对教师教学的具体指导,从教育目标的制定,活动的准备,活动过程的设计,教育方法,家园联系等等,面面俱到。 4 、幼儿园教材可以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显性教材指教育教学内容来自于文本教材 ( 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教材 ) ,隐性教材指教育教学内容由教师或幼儿园自己选择,源于幼儿、幼儿园的生活而组织的教育内容。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由于园本课程的建设。隐性教材占有很大的比重。

由于幼儿教育的特殊性,一直以来国家对幼儿园教材的选用未作统一的规定,也未出版发行全国统一的、教育部指定的幼儿园教材,只有指导性的教材和使用意见。因此,对幼儿园教材进行评价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关系到幼儿园课程理论的发展,也关系到基层幼儿园教育实践的实施。

对某一问题进行评价,首先必须找到对这一问题进行评价的切入点,即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价值审视。就教材来说,作为社会文化得以延续的载体,作为课程的体现物,一般来说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大众化。即教材应成为反映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的知识载体,社会成员学习生活的工具,以通俗晓畅的形式阐述人类文明。二是科学化。科学化首先是指教材内容系统的关联性,如内容结构的规定性、渐进性、科学性、经典性等;其次是教材内容编排的科学化,要考虑某一学科知识形成一条系统、完整的知识链,学科之间组成有机的知识网络,是否符合受教育者各年龄阶段生理心理特点、认知规律。因此对教材的价值审视应有其独特的视角。幼儿园教材也不例外。从以上教材的两个基本特征及幼儿园教育的特点出发,笔者认为对幼儿园教材的价值审视的切入点离不开现实社会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的文化继承、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人的要求、教育理念与课程观和人的身心发展规律。

第一,教科书发展的本质就是对文化的选择。 ( 在这儿文化特指人的精神、态度、意识、价值、意义等 )[2] 如何选择文化,选择怎样的文化,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本身发展的规律。首先,教育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教科书编写者对文化和传统所作的任何适应和改造,都是以自己对文化和传统的理解为基础的,同时渗透着不同时代的人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深层意识中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幼儿园教材中的“李小多分果果”的歌曲影响了几代人,而今“小的留给他自己,大的分给别人”的价值取向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价值取向, 2l 世纪崇尚的是竞争、合作、平等交流等后现代主义思潮。

教育的社会学意义在于传递和赋予社会延续者一种特定的文化,使受教育者获得和发展在某一社会背景下适应社会的自我完善的潜质和能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载体就是教科书。任何一个社会或时代,为了社会的发展,教育者总要对文化做出选择并加以组织,成为进行有效传播的教学内容结构并体现在教科书中,促成下一代对该文化的认同并发扬光大。透过不同时代教科书的演变,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时代进步的步伐,领悟到文化脉络的传承,更可以嗅到教科书赋予时代的、芬芳的文化气息。一本好的教科书应该既能反映出当代文化的精髓,又能得到当代社会继承者的认同,更能使得其文化源远流长。

当然,教材使用者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偏好不同,对教材的理解也不同。而对教材的评价也充满了个体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及偏好。任何一种教材都必须置身于相应的文化背景之中。在信息高度流通的今天,国内外各种版本的教材一一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如果用“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些教材,势必会造致文化的冲突而抓不住教育的精髓。

第二,实现社会的教育目标是教科书的基本任务。任何一个社会的教育、课程、教材都首先是为培养学生成为适应社会、维持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社会成员服务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学校是社会对未来成员实施控制的工具,教材是社会对未来成员实施社会控制的中介。英国教育社会学家麦克扬认为应该将课程中知识的组织视为社会的建构。雷蒙·威廉姆斯认为教育是在特定时间中对知识的一种选择和组织。 [3]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教科书必须通过各种具体的教育内容赋予教育者一种社会生活的经验,使受教育者成为社会所希冀的人。“学校如何选择、组织各种种类的文化和符号资源与阶层化的社会需求的、规范的、概念化的意识形态具有辩证关系。” [4]

因此,通过透视教科书的意识形态、社会控制的特征,对教科书进行社会学的分析,可以揭示教科书表达的思想或未表达的、回避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或观念蕴涵了社会对人的要求。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不仅控制着社会所认可的知识范型,而且控制着知识的具体内容。因此教科书的社会价值审视就是运用社会学分析方法分析教科书中特定的社会价值取向或价值特征,直接或间接地对受教育者产生影响,以期判断对受教育者的适用程度、可接受程度,及受教育者将形成怎样的价值倾向和行为模式。

受诸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历史发展时期不同,关注的问题也不同。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幼儿教育的发展,社会对人的要求充分地表现在教材中。如文革以前以“又红又专”为教育导向,革命歌瞳、革命故事、优良传统等成为教材的主要内容; 20 世纪 80 年代,百废待兴,培养智力人才又成为教育的主题,知识教育成为教材的主旨;当历史的车轮驶向 21 世纪,“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合作”成为教育追逐的主流,体现在幼儿园教材中,综合主题式、生成式、活动式等多种形式的幼儿园教材百花齐放,其宗旨都是为了培养出身心和谐发展的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从当代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即使是一套成功的、好的教科书,其使用的周期也只能是 5 年左右。如不修订就会落伍于时代的发展。

第三,每一种教科书背后,都蕴涵了某个时代编写者的教育观念和课程理念。教育观念和课程理念决定教材的组织。在对教材进行价值审视时,不能脱离课程背景,一套好的教材也应该充分反映其课程理念。教育理念不同,课程的模式也不尽相同。目前对课程模式的看法有以下几种:将课程视为学科,将课程视为目标,将课程视为经验,将课程视为活动等等。在教育实践中,人们可以依据某一种课程理论或综合几种课程模式的理念来实施课程,教材作为完成课程的载体,则表现的形式不同。如视课程为学科,强调儿童系统知识的获得和能力的发展,则幼儿园教材以分科的形式出现;如将课程视为经验,强调以儿童的经验为中心,则幼儿园教材以主题网络的形式出现,并主张教师在使用教材过程中根据儿童经验发展教材的生成性;若将课程理解为幼儿园的教育活动,幼儿园教材则围绕某一主题通过各种活动而展开。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到今天,幼儿园课程模式已很难用某一种理论来加以评判,但最终其课程理念必将体现在教材中,实现其预定的教育目标,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英国教育社会学学者 Basil Bernstein 用分类和构架的概念来分析课程、教学和评价三种信息系统的内在结构。按照他的观点,课程可以根据教育内容“彼此之间是否相互独立”或“彼此之间是否处在一种开放的关系中”而将课程分为集合类型课程和整合类型课程。分类的概念指内容之间的联系,构架的概念涉及到传递和接受知识的背景形态,用于规定信息系统的结构——教学。 [5] 分类和构架的强弱关系到“内容之间界限的清晰程度”及“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关系中选择、组织和测试教学和学习知识的控制程度”,分类强减少了教师对于他应该传递什么的权利,构架强则会减少学生对于他们学习什么、什么时候学习以及如何学习的权利而增加了教师在教学关系中的权利。也就是说内容的分类和构架规定了幼儿学习什么样的内容,左右着教师与幼儿的关系,左右着幼儿的学习方式,左右着教师的教学。考虑到幼儿教育的特点,分类弱和构架弱的教材更适合幼儿园的教育。内容之间界限的模糊,即知识分类的宽泛适合幼儿的认知特点。因为儿童对世界的认识是整个的;教育过程中传递内容和非传递内容之间界限的模糊,更有利于使教学促进幼儿的发展,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从幼儿的“知识生长点”出发促进幼儿的发展。这样的教材就可真正使幼儿成为教育的主体,使得教师把对教育内容的关注转移到幼儿的身上,从重视研究教材转而研究幼儿,从关注教学过程本身转向幼儿的实质性发展。

第四,对教材的价值审视还必须从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即教材的心理化的角度切入。教材的心理化是指从心理学 ( 主要是学习心理学 ) 的角度评价教材,从编写教材和使用教材两个相互联系的环节所组成的系统来考虑心理学问题,这是教材科学化的标志之一。

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在设计教材时应把教材作为与幼儿生长经验相关的因素,与幼儿的经验相结合。 2l 世纪以来,随着脑科学、神经科学等研究的进展,人们对于儿童发展的特点及潜能也有了新的认识。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在早期儿童发展的关键期,以人的终身发展为宗旨,儿童获得的“关键经验”究竟应该是些什么 ( 这儿的关键经验并不仅仅指知识经验 ) 。幼儿园教材所呈现的内容不仅要符合幼儿认知发展的特点,而且要促进幼儿综合素质的发展,成为 21 世纪所需要的人才。

一套好的教材在内容的编排上不仅应按照幼儿认知发展规律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考虑儿童最近发展区,由已知到未知安排教材内容,而且还应注意新旧知识间的联系,促进幼儿学习的迁移,提高幼儿适应环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儿童学习的动机、兴趣,调动儿童学习的积极性。幼儿园教材所重视的应该是那些带得走的能力和品质素养,而不仅仅是某些看得见的知识和技能,应促进儿童在身体的、认知的、情感的、社会性等方面的均衡发展。此外,教材的编排形式,是线性发展、螺旋发展还是随机发展,应考虑在显性教材内容背后儿童的心理发展、需要、能力、知识积累等方面的循序渐进性。

不管在什么时代背景下,上述“社会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的文化继承、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人的要求、教育理念和课程观及人的身心发展规律”等四个方面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错综复杂、相互影响的关系。

从广义的对文化的界定来说,教育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在文化上与其他社会不同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就是通过教科书来体现的。而一种文化又与社会的发展演变、民族的风俗人情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演进。教科书所代表和反映的文化应该是一个社会积极、进步和主流的文化,必须有一定的前瞻性,有时这种前瞻性会与大众化的社会要求之间产生一定的差距。而社会文化就是在教育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由此不断进步。对比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的幼儿园教学材料和 20 世纪 80 年代、 21 世纪的教材,其中反映的这种文化脉络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我们现行的幼儿园教材还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文化观、价值观作为主线,如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用当代超前的文化意识来统领教材,那都是不合时宜的。

谈到社会对人的发展需要和顺应幼儿的身心发展似乎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就好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价值取向,教育就在两端之间摇摆。作为课程的载体,教材的编写者和使用者首先必须明确自己的位置,也即教育的立场,而这种教育立场又摆脱不了社会发展导向的影响。

在幼儿园课程改革蓬勃发展的今天,在幼儿教育实践中,很多园长、教师面对目前的幼儿园教材市场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根据本园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也有很多幼儿园,自身的教育实践水平和理论水平都较高,在积累了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园本课程,着手编写教材。而无论是选择教材,还是编写教材,都应从上述四个方面出发,并进行综合思考。只有这样,幼儿园的教育理念,教师的教育策略才能够真正得以贯彻落实,幼儿才能够真正获得发展。

参考文献:

[1] 谚哲勋课程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 197

[2]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 301

[3] 麦克扬主编.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谢维和,朱旭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4] 转引自吴永军.课程社会学.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154

[5] 曾天山.论教材的心理化.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1995(3)

(张 晖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幼教特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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