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载相随相伴的事业——访赵寄石教授

      20年前，赵寄石教授率先进行了幼儿教育整体改革的探索，提出了“幼儿园综合教育结构”的构想，并亲自深入幼儿园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由此带动了全国幼教的课程改革。“赵寄石教授关于幼儿综合教育的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的学前教育改革起到了导航的作用。”(孙岩)日前，本刊有幸采访了赵先生。已80岁高龄的她，依然精神饱满，思路清晰。在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赵先生慈祥随和，谈笑风声。       记者(以下简称“记”)：赵老师，您从事学前教育事业已整整60年了，特别是80年代以来，您为推动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这其中，可不可以谈谈您独特的家庭背景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为您所从事的事业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       赵寄石(以下简称“赵”)：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家庭，从小上的是教会学校，父母对我和弟弟们是比较民主开放的。初中毕业后，我被保送进人苏州的景海女师，然后留校在附小、附幼工作，从婴儿院、幼稚园教到小学一、二、三年级。正是在这些年间，我逐渐与2岁到8岁的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建立起感情，这8年的实践成为我迈入幼教学术领域的基础。1948年，我到美国上大学，学习幼儿教育。1952年，我回到了祖国，在南京师大教育系任教，直到1993年退休。       记：听说您的名字挺有意思的。       赵(笑)：我父亲是当牧师的，教会是不会让一个牧师在一个地方做太久的，所以我家要经常随着父亲搬家。1921年3月，我生在南京。南京是石头城嘛，寄居在石头城，就是“寄石”。母亲还给我起了一个单名，叫“璧”，璧居于石，藏在石头里面。完璧归赵，璧是赵国的宝贝。“寄石”这个名字取了以上三种意思。我父母亲为孩子起名是很费脑筋的，这也是他们的乐趣。       记：跟我们说说最让您感动的一件事，好吗?       赵(笑)：这个似乎很难，因为让我感动的事太多了。不过有一件事，是我从来没有讲过的。那是在美国上学的时候，一个黑人厨师跟我们住在一起，她平时话也不多。有一天早上，她拿出一个大红缎子的针线包送给我，对我说：“今天是中国的年初一。”这真得让我很受感动，年初一是中国的农历新年，她怎么会知道?这个针线包我一直珍藏着，她的名字、样子我都始终记得。       记：80年代初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一个资助中国幼教师资的项目，您在其中做了大量而重要的工作，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好吗?       赵：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成立了儿基会(UNICEF，专门负责贫困地区孩子的保育和教育。我国改革开放后，儿基会开始关注中国贫困地区孩子的受教育问题，它把目标放在解决中国幼教师资的问题上。儿基会来南京师大教育系考察时发现，我们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特别多，能开口讲英语的人也多。能用英语交流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如果没有西方文化背景，人家说英语你是听不懂的。所以，儿基会就把第一期合作项目放在了南师大，由于英语和西方文化背景上的优势，我在儿基会的项目中做了一些工作，经常出国交流，还要协助翻译，每次出国回来我都要写报告，一是写中文的，向国内同行介绍形势，二是写英文的，向儿基会报告。可以说，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发展之中，英语的优势让我占了很大便宜。儿基会的第二期项目，除了资助国内几所师大的学前专业外，还资助了23所幼师，1987年，我们利用儿基会资助的面包车、录像机、录音机等设备，到农村去开展研究，承担了(原)国家教委的科研项目“农村学前一年课程研究”。       记：从退休至今，您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幼教第一线，您主要做些什么?       赵：1993年我退休后，进行了一个托儿班的研究，当时我选的是南京市的一个街道幼儿园，之所以如此，我觉得在条件较好的幼儿园研究出的东西不太容易推广。要开展研究的话，幼儿园的条件可以差一点，但园长的自身条件一定要好，园长要带教师一起做。1994年，应马荣女士的邀请，我来到深圳华侨城幼教中心做顾问，我们一起开发了双语教学的教材，1996年开始，我们进行了“叙事性整合课程”的研究，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主线建立课程，现在正准备出版一系列的幼儿用书、教师用书和家长用书。这里面有几个事情要谈，我们国家正在开发适合国情的课程，很多幼儿园也面临着生源的问题。幼儿园要有特色，一定要自己去研究，自己研究出来的才有特色。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把自己的课程形成了，园长和教师的素质都会提高得很快，家长的观念也会得到更新和提高。       记：赵老师，请您就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赵：从事业发展来讲，边远地区、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的发展任务比较紧迫，虽然这不是几个人就能解决的，但我们每个专业人员都要有这个意识，我们不能只为20%的孩子服务，更要为那8O%的孩子服务。你们报刊杂志一定要呼吁，引起政府的重视，引起所有人的重视，要想办法面对那80%的孩子。在教学上，是分科还是整合，不是农村有没有条件的问题，而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你不必让农村的孩子去认识汽车、认识高楼大厦，农村孩子身边是广阔的田野，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       从研究的角度来讲，现在引进国外的东西较多，特别是这两年，瑞吉欧就炒得很热。关键要思考瑞吉欧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用，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有的人讲，瑞吉欧就是美国人炒出来的。重要的是引进它的基本观念，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来办我们实际的事。要面向21世纪，不可能再照搬别人的东西，一定要有创新，创新是什么?是用一些先进的观念，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在南京做的那个托儿班研究，我带了一个园长做这个课题，其实也不是太复杂的东西，就是按照儿童心理学上讲的2～3岁孩子的心理特点来设计活动，仅一年我们就做出成绩来。很多孩子害怕上幼儿园，吵闹、哭，我们就想办法让孩子个个都很高兴，而且，半年下来，幼儿园的老师都掌握了这套东西。就像那位园长讲的，“我们最不担心的就是人家来参观，你不论什么时候来，孩子们都是那么高兴。”托班的孩子没有什么东西要教的，就是让他们自己玩，但这个“玩”就有很多教育学心理学问题，这些问题不难解决，作为我们专业人员来讲，这些知识是有的，就是你愿不愿意把它应用到实践里面去，是不是重视这个问题。       现在新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很多都没做到位。你比如说蒙台梭利教学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生产商在推，他们在卖教具，而且卖得很贵，不少幼儿园就去买了，专门建一个功能室。蒙台梭利最重要的思想，卖教具的人是没有的，也不会卖的。实际上，蒙台梭利的教具已过去了一百多年，她的教具思想已渗透在许多玩具里面，比如积木、套盒、套筒等，把这些思想和现在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高层次的理论工作者深入幼儿园实践很重要。现在有些年青人喜欢钻理论，研究理论的人一味地介绍人家的理论，或是一味地闭门造车，讲出一套理论。我们国家搞理论的人不多，不多啊!如果都是这样，实践的问题谁解决啊?所以，我们一定在借鉴国外先进观念的基础上，实实在在地去研究我们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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