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独钟——我做幼教资料工作

      我于1946年9月考入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该校解放后并入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当时陈鹤琴是校长和我的老师。从事幼儿教育四十多年，我当过托儿所所长、幼儿园园长，做过上海市纺织工会的幼教干部。1979年3月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幼儿教育研究室。我到教科所后，除了做幼儿教育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外，主要将精力放在搜集资料和汇编资料工作上。1987年离休。       1979年，我到江苏、上海、山东等地调查幼儿园时，发现幼教同志们不论是写教育经验，还是订教育计划，都很需要参考资料，而当时全国只有一种北京市办的幼教通讯，满足不了现实需要。有的省市幼教干部来到我们幼教研究室时总希望能得到一些幼教资料，看见好的资料，便在我们办公室抄；没有找到新资料，便失望地离去。亲眼看到这种情况，我想：用什么方法能使同志们看到他们所需要的较新的资料呢？由此，我开始寻找能够复印资料的单位。我高兴地找到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他们正愁没有人帮助选编幼教资料，我便自告奋勇地帮助选编，形成《幼儿教育》复印报刊资料。可是正式洽谈时，他们又要求至少要有2000份以上的订户才能出刊。怎么办呢？我便和各省市幼教干部联系，希望她们发动群众订阅。经过省市幼教干部的努力，1980年7月，第一期人民大学《幼儿教育》复印报刊资料与读者见面了。自此，我更加经常地到北京师大、北大等图书资料室寻找资料，北京的大图书馆更是我经常去的地方。然后通过筛选汇编，每月送至人民大学去复印。我收集资料时都是亲自手抄的。人民大学幼教资料复印汇编从第一期的2000份发展到20000份（邮寄），加上通过其他渠道发行和零售，最高时达7万多份。计算起来，该复印资料已经经过23个春秋，发行了280期。其中我亲自做了65期，我是根据幼教工作不同层次的不同需要选择材料的，选择的原则为：指导性、理论性、实用性，教育孩子的知识性。读者感到此资料刊物信息最大，综合了全国各地幼教情况，内容丰富实用，称她为“良师益友”。       1983年开始，我又专门选编了《外国幼儿教育资料》9期和《幼儿教育科学研究资料》2期。这些资料都是由中央教科所打字室打印后，发到各省市幼教科的。1984年开始，我又以中央教科所幼儿教育研究室的名义和长沙师范学校幼教信息中心合办《幼儿教育文摘》，由我提供全部资料，由长沙师范编辑出版，内容包括 《幼教讲坛》《教学研究》《国外幼教》《保健须知》等，共出刊19期，后因经费困难，便停办了。       1986年、1987年、1989年的儿童节前夕，我为国家教委机关党委编了三本资料：《父母须知》、《家长怎样教育青少年》、《家庭教育选编》，作为教委机关印送给机关和直局机关家长的节日礼物。       有的资料可以编成书。80年代，年轻的家长对教育子女没有经验，幼儿教育书籍出版也少，因此我编了一本《婴幼儿教养问题》，供家长们阅读，由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1987年我和喻品娟、章威合编《中外名人论幼儿教育》一书，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离休后，我经常这样想：“我的知识和经验是党培养的结果，是属于党的财富，离休后，也应该还给党的幼教事业。”于是，我做了一些幼教的调查工作，同时，还和中央教科所幼教室农村幼教组共同发起开展 “向农村幼儿奉献爱心活动——发动城市家长和儿童向农村幼儿捐献玩具、图书”。除此之外，我还继续做资料工作。如为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编了二本《北京市托幼工作信息资料汇编》，以及一本内容关于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的资料。另外，发现市面上没有保育员学习资料，便专门打印了一份保育员学习材料汇编。汇编资料需要印发力量，寻找愿意付印的合作者，是一个重大劳动。但是我发现，热心资料工作的人是不少的。1987年～1988年，我和天津幼师合办《幼教信息资料》10期，1988年～1989年我又和首钢保教委员会合办了《国内外幼教资料》9期。但是由于这些资料都是赠送给读者的，最终都因经费不足，无法继续办下去。现在惟一的资料刊物《中国人民大学幼儿教育复印资料》是在继续办下去，且愈办愈好。恩格思说：没有资料，便没有研究。资料是进行研究的前提，已经76岁的我，希望年轻的幼教工作者能为幼教信息资料多做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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