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移情对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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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儿童的攻击性行为是儿童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不良社会性行为，对儿童攻击行为的控制与纠正一直是发展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移情作为儿童亲社会行为的重要促动因素，同时对攻击性行为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因此探讨利用移情减少攻击性以及培养提高儿童的移情能力对儿童的良性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摘  要  题】理论研究
  攻击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通常被定义为有意伤害他人身心健康的行为。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国外引起广泛关注的有关学校情景中儿童之间的欺侮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攻击行为[1]。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关于攻击性行为的研究中，人们认识到儿童攻击性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制约。80年代以前的研究者强调生物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象弗洛以德的攻击本能理论，道拉德的挫折——攻击理论。80年代以后，以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为引发点，有关个体认知对攻击性行为发展的影响日趋受到重视。众多心理学家如Dodge,Frame,Parke,Slaby等，纷纷从社会认知的角度运用信息加工理论、归因理论以及决策理论等对儿童攻击行为的产生、发展及维持机制诸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并取是了丰硕成果。
　　　　一、攻击行为的认知研究取向
　　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尝试建构更为完善的社会认知模型以推动攻击性研究的发展。攻击的社会认知模型有如下几项重要任务：(1)鉴别儿童攻击行为的内部中介因素（如内隐的结构原则、社会判断、归因）；(2)解释认知中介过程是如何调节、制约个体的攻击反应的（如社会线索的编码和解释，信息匹配，寻找反应，执行行为反应）；(3)说明儿童攻击行为中所表现出的年龄差异和个体差异与特定的起中介作用的认知模式和认知能力间的关系（如对他人行为动机的选择判断，不同情境下对他人行为动机的稳定归因）；(4)说明特定的中介模式是如何导致个体攻击行为在不同情境下的相对一致性和不同时间里的相对稳定性的（如目标确定，自我调整策略等）。
　　社会认知模型的建构得益于多种研究领域的早期工作，包括Bandura的自我调节机制，Flavell的认知发展理论，Goldfried和d'zurilla的问题解决模型，Mefall的社会技能规划，Walter和Parke的社会判断观等。当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应属K.A.Dodge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和K.H.Rubin的社会问题解决模型。前者将儿童从面临某一社会线索到做出攻击性反应的加工过程分为“评价—解释—寻找反应—决定反应—做出反应”五个步骤[7]；后者将儿童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分为个体行为水平、社会效果水平和行为序列水平三个层次，试图从认知能力或信息加工能力方面探讨儿童攻击发生的原因。其基本观点是：高攻击性儿童之所以攻击他人或采用攻击的方式来处理人际问题，是因为他对环境信息的认知加工存在偏差，或者是由于社会认知能力和社交技能的低下造成的。Dodge[8]等人的研究也表明，高攻击性儿童更多地倾向于将他人的意图进行敌意归因，并据此做出攻击性反应。毫无疑问，一个有意于控制攻击性行为的研究者必须明白，为了加强对攻击性抑制的可能，提高个体的认知水平是至关重要的。Taylor及其同事已经证明，突出非攻击性线索的特征可以有效地抑制攻击行为。而在某些情形下，当个体知道可以用其他方式代替攻击或得到攻击者的道歉时，其攻击性就会降低。[4]同样的，强化反省思维或降低自动反应的条件也可以提高认知功能从而减少攻击性。很简单地，在做出反应前迫使自己从1数到10也可以增加进入高认知水平的机会。但这些做法一般仅能获得短时效应。
　　最近有关儿童欺侮行为的研究发现，一些喜欢欺侮他人的儿童在“心理能力”上得分较高，他们能较好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但却喜欢给别人造成痛苦，即缺乏移情能力，这种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但却缺乏移情能力的现象被称为“冷认知”(cold  cognition)[11]。对于此类攻击者的最好调控方式莫过于提高他们的移情能力，或者说促使个体的思维转向移情过程，而且移情过程的重复具有长期效应。所以探索移情对攻击性的抑制作用正是今日研究者的追求目标。
　　　　二、移情对攻击性行为具有认知和情感的双重抑制作用
　　关于移情(empathy)，国内外的诸多研究更偏重于它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认为它是亲社会行为的源泉。但也有人着手探究移情与攻击性行为间的关系，并得出了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二者是呈逆反关系的。Feshbach发现6-7岁儿童中，移情得分较低的比移情得分较高的表现有更多的攻击性[3]。Huckabay和Mehrabian  &Epstein揭示了攻击性与低移情间的高相关关系。Burka  &  Glenwick和Kurdek也发现了称情的两个成份——角色采择和观点采择与攻击行为、偏离行为间的逆反关系。Eisenberg和Miller[6]指出移情能降低侵犯等反社会行为。
　　所谓移情即个体由真实或想象中的他人的情绪情感状态引起的并与之一致性的情绪情感体验，是一种替代性情绪情感反应的能力。Davis[9]在一篇介绍各种移情测量和操纵的文章中界定了移情的四种成份，其中两个就是我们最常提到的观点采择和移情关怀。观点采择(perspective-taking)即“一个人能采择他人观点的能力”，是移情的认知成份，表现为儿童判断他人的动机、社会观点并表现出相应行为的能力；移情关怀(empathy  concerning)是“以他人为导向的同情感和能考虑他人不幸的能力”，是移情的情感成份。
　　那么移情是怎样影响情绪性攻击或愤怒、工具性攻击，抑制攻击驱力的呢？
　　首先来看移情对情绪性攻击的作用过程。移情无疑会影响愤怒的先前状态，如挫折情绪，受拒斥感或不公平感。具有移情特质的人由于能较好理解他人观点因而曲解他人行为的可能性就小，也就不容易被激怒。事实亦如此，高移情儿童，由于他们情绪表征不同于低移情儿童，因而他们体验的愤怒程度往往低于低移情儿童。另有报告说明，在同样的愤怒情境中，移情组男孩的情绪行为表现较为平静。数据统计也表明，由于受到更多的情绪控制，移情性儿童在社会互动中较少表现出愤怒。也就是说，移情性儿童是在情绪性攻击反应出现之前利用了移情的抑制作用从而减少其愤怒情绪的。
　　移情对工具性攻击或敌意性攻击同样具有抑制作用。对此，既有实验证明亦有理论依据。实验结果表明，移情促发的行为与攻击行为是不相容的。比如在对一系列关于利他、分享、慷慨等行为的调查研究中，移情被证明为是儿童做出此类行为的关键中介因素。Feshbach[3]认为，攻击行为具有较多的敌意，容易造成冤冤相报的局面，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同情和关注他人能力的途径，因为个体的积极反应往往会被愤怒和狂乱所压倒。年龄较长儿童比幼儿更容易表现出攻击与亲社会行为的不相容现象；男孩与女孩相比也是如此。简单地说，一个能够考虑他人及具有理解他人需要和情感的移情能力的个体可以成功地抑制攻击性，并因此促进亲社会行为。从理论上看，移情亦被认为是攻击的抑制因素。攻击行为会引起受伤害者的痛苦和悲伤。如果攻击行为的始作俑者是一个移情性男孩，那么看到对方的痛苦和悲伤就会诱发他的伤感情绪反应，于是，这种替代性的移情情绪反应就导致了个体攻击性的降低。Olweus(1993)对挪威和瑞典中小学儿童欺侮行为的研究表明，在中小学，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间的欺侮和被欺侮率呈下降趋势。Ahmad  Y和Smith  P.K(1993)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逐渐社会化，他们比以前更清楚什么行为是可接受的，而且更能体会到别人被欺侮的感情[11]。
　　Feshbach[3]的移情三成份模型进一步解释了移情对攻击性行为的抑制作用。Feshbach[3]认为，移情包括两种认知成分和一种情感成份：认知成份是辨别命名他人情感状态的能力及采择他人观点的能力；情感成份是指情绪反应能力。移情就是一种特殊的观点采择，是儿童在觉察他人情绪反应时所体验到的与他人共有的情绪反应，它是三种成份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是辨别他人情绪情感状态的能力。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若要对另一个人的情绪反应产生移情，此人必须能够从不同人的不同情绪状态中区分和辨认出相关的情感线索。其次要具备更复杂的认知技能，即依据获得的情感线索推测他人的内部情感状态，尤其是建立在采择他人观点基础上的对他人内部情感状态的推测。二者均属移情的认知成份。第三就是情绪情感的反应能力，也就是观察者产生与被观察者类似的情感体验的能力。我们平常使用的概念通常就包括这两种意思。也就是说，在刺激事件与个体行为反应之间存在着“情感和认知”两种密不可分的中介因素。如果儿童具备良好的认知能力，则他们就能比较准确的采择他人观点，避免冲突，减少误会，并促进合作；另一方面，如果因看到攻击所产生的伤害而引起攻击者的移情痛苦，则儿童亦能较好地处理唤起攻击的情境，抑制将来对他人的侵犯行为。
　　　　三、移情的抑制作用受个体唤醒状态的影响
　　Rose和Feshbach[3]指出，尽管有诸多证据表明在移情与攻击性行为间有逆反关系，这种关系却并非不变的重复。Miller和Eisenberg[6]通过元分析结果说明了在何种情况下这种关系是存在的，而在何种情况下这种关系是不存在的。譬如当移情作为一种相似的操作或作为观察定势时就不会对攻击行为产生影响。当然更重要的影响移情抑制作用的是个体的认知状况。
　　有证据表明，引起攻击行为的认知缺失状态可能由不同的原因造成，其中之一就是个体的情绪状态。Zillmann[5]通过实验发现，在高度唤醒状态下，所有知道其面临局势可以用其他方式缓和的被试与不知道这一形势的被试均会对耙目标的攻击行为实施较多的报复。而在低唤醒状态下，知道形势可以缓和的被试比不知道这种形势的被试采用的攻击性反应要少得多。在高唤醒状态下，被试明显地表现出无暇顾及形势可以缓和的事实，而径直付诸于激烈的行为反应。可以说是高唤醒状态破坏了移情过程而使个体产生认知缺失并进而引发攻击性反应的。为更形象地描绘认知抑制和唤醒水平的关系，Zillman提出了一个“行为导向的双重系统模型”，如下图：
　　附图
　　　　图1　行为导向的双重系统模型
　　曲线a-f显示了通过学习获得的反应导向的假定有效范围（学习形式有强化、回避训练和刺激控制）。曲线b-e显示了通过认知调节获得的反应导向的假定有效范围。敌意性和攻击行为的认知导向主要在c-d区域内。d-f区域构成冲动性敌意和攻击的主要领地，a-c区域构成了此类冲动行为的第二领地[5]。
　　在探讨认知—唤醒模型与攻击性行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Zillmann[5]总结性地指出，在攻击行为过程中，与高唤醒水平相联结的认知错乱将降低抑制攻击性行为的可能。攻击行为是一种已经形成的行为习惯，因此个体的认知抑制一旦受到破坏，个体就会诉诸于攻击。这里的抑制性认知主要指对攻击性所带来的消极后果的认知，如社会舆论的谴责，受伤害者的报复性攻击等。因此Zillmann声明，“抑制性认知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操作，当个体的唤醒程度增加时，就极有可能导致操作失败。”
　　先前的有关移情与身体攻击的实验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结论。Baron和Green在实验中以耙目标所遭受的痛苦反应为指标对移情进行操纵。结果发现，来自受伤害者的痛苦线索会降低个体攻击性，但这仅仅是在没有威胁的互动情境中。如果被试已被激怒，则对方的痛苦表现不会降低其攻击强度。移情作为攻击的抑制因素只有在中等唤醒程度时最具有影响力。当个体处于极高或极低的唤醒状态时，移情就不能发挥其对攻击性行为的抑制作用。当然不同个体的移情水平是不一样的，因而对攻击性抑制作用的大小也不一样。Deborah  R.Richardson[1]等的实验证明了移情水平高的个体在同样的唤醒情境中要比移情水平低的个体保持着较高的认知功能，表现有更强的对攻击性行为的抑制性。
　　综上所述，移情作为抑制攻击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唤醒状态作为诱发攻击性行为的重要因素，两者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的内涵表现为，唤醒状态会破坏移情的抑制功能，而高移情水平则能适当降低唤醒程度。
　　　　四、移情训练
　　Chandler和Chandler,Greens,Pan  &  Barenboim报告说，犯罪少年与情感错乱男孩、攻击性男孩在观点采择能力上表现有明显的缺陷，而通过观点采择能力的训练可以减少他们的偏离行为。这是因为拥有观点采择特质的个体能够在威胁情形下保持较高水平的认知能力，并进而强化了攻击性抑制的可能。Richardson[1]利用实验论证了个体可以通过观点采择指令即实验中的移情操作来实现观点采择。这样，不论是特质移情还是通过观点采择指令产生的高移情水平都会加强攻击性抑制，降低攻击性反应。这正是我们实施移情训练程序的依据。
　　Feshbach[3]所完善的一个移情训练程序是以他的移情三成份模型为基础的。他认为移情本身具有多项功能，可以加深个体的自我了解；提高儿童的社会理解力；使个体具有更强的情感反应力，更丰富的同情心；促使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关怀行为；强化儿童的交流技能，密切认知、情感和人际行为的关系。最后一项对抑制攻击性行为最有针对性。
　　Zillmann[5]也认为，攻击性的降低可以通过双方的观点交流而实现，他说：“攻击性冲突的最好解决途径是，一个人明白了对方的痛苦，一个人看到了另一个人观念中的善念，对方的目标是合法的，行为是合理的”。那么训练儿童利用积极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以扼制其消极的攻击性策略的实施无疑是可行的。Feshbach就是通过对儿童的三项移情能力分别予以训练来实现提高其移情水平这一目标的。
　　首先是增强儿童的情绪情感确认能力，Feshbach建议多多给予儿童辨别人物表情的机会，如通过不同表情的“脸谱图”训练[13]。其次是增强儿童采择他人观点的能力，向儿童讲述一系列故事并让儿童回答故事中人物的感觉，或者让儿童设想不同人的偏好及可能行为。如“情景描绘”，设置某种被攻击的情景，然后对被攻击者的伤害情景予以渲染式的描绘，从而让攻击者目睹攻击情景，体会被攻击者被伤害所造成的痛苦，唤起他们的痛苦情绪，从而让攻击者在思想上形成“伤害他人不对”的观念，形成贬低攻击行为的价值观，在心理上产生施行攻击行为的内疚感，以此来抑制自己的攻击行为[16]。最后是增加儿童的情感反应能力，有目的的组织多种游戏活动，让儿童在游戏中扮演不同角色即角色扮演法。设置某种攻击情境，让攻击者扮演被攻击者，使其亲身体验被攻击时的恐惧、痛苦、厌恶和愤怒等心理感受。一个攻击者当他真正体验到被攻击的痛苦滋味，再对别人施以攻击时，原来体验过的被攻击的痛苦等心理反应就会重现，这时他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抑制自己的攻击行为。在游戏结束后要求他们对故事情节进行讨论以确定所扮演角色情感的准确性[16]。
　　正如Feshbach[3]所称的，“我们目前的一个主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如何降低、纠正或控制儿童的攻击和暴力行为，……毫不意外，我们选择了移情作为重要的调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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