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崇文三幼:改革后的回望

       1993年，北京市崇文区第三幼儿园大胆探索，积极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成为北京市国办园中第一家走上园所国有、园长负责、独立核算、自收自支的幼儿园；2009年，在历经了1 6年的改革之后，三幼重新由崇文区教委纳入国办园管理行列。1 6年里，三幼这所有着50年历史的北京市示范园经历了怎样的改革历程，积淀下了什么，重新纳入国办园管理又是基于怎样的思考？本刊记者特此采访了崇文三幼范佩芬园长。    
     记者：16年前，崇文三幼敢为“园”先，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国办园中第一个进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幼儿园，当时是怎么想到走改革这条路的？又是如何改革的？    
     范佩芬：应该说，三幼走上改革之路与当时社会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及园所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有关。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各行各业都掀起了改革的浪潮，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更是激励了这种体制改革，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也明确提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  “改革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渐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这是当时的一个社会大背景。另一方面，当时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冲击着每一个领域，教育体制的不适应性也越发明显，存在的弊端日益突出：由国家、上级投资办的幼儿园已逐渐显现出经费困难，举步艰难，发展受阻；办园形式单一，活力不足，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管理模式单一，缺少自主性，内部管理缺乏激励机制；教师的付出与回报不相符，教师积极性不能有效发挥；教育内容传统封闭，教育形式整齐划一，师资水平、教育质量难以提高。因此，幼儿园该如何生存和发展？如何建设现代一流的幼儿园？无不引发每一位幼教工作者的思考。正是基于这种忧患意识与  思考，我们深切领悟到：要改变现状，提高办园水平，必须进行体制改革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经过探讨分析，我们找到了改革的切入点：实行与台湾奇德儿幼教  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办园，以此  转换办园管理机制，打破国办园所  国家包揽办园格局，实行一种所有权  与承办权相分离的办园模式，也就是  幼儿园的园舍、资产属国家所有，办园思路、办园经费由园长全面负责。    
     对于我们的改革，当时从区政府到教 委（当时的教育局）及其他各部门、各机构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于是在1993年9月，我们成为北京市国办园中第一家进行体制改革的园所。我们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打破传统体制下国家财政物价统一控制下的投资渠道，建立一种新型的经费投资方式。以高质量引导家长主动投资教育，由统一定价转变为按质定价、成本定价；由“供给制”转变为“自给制”，也就是幼儿园的经费由全额拨款变为全额自筹，办园经费、工资、福利一切自筹解决。    
     二是打破统一、封闭的教育模式，建立自主、开放、多元化的需要教育模式。幼儿园的教育由“统一制”转变为“自主制”，由封闭式的教育转变为开放式的教育，教育行政的“直接管理”变为“督导管理”。幼儿园在执行教育方针贯彻《幼儿园工作规程》的前提下，可以自选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自创教育模式。    
     三是打破了国办园教师岗位是“铁饭碗”的用人方式，进行“优化组合”的人事聘任，淘汰了园里一些素质较低的教师，同时面向社会招聘优秀人才，由此使教职工队伍得到全面优化。    
     四是打破单一的行政命令、条块式的办园服务形式，建立了办园多形式、服务多样化的新模式。由服从办园转变为服务办园，由一种入托形式转变为多种入托形式，由单一服务方式转变为多项服务方式，在办园过程中主动思考、主动策划、了解需求、优质服务、赢得市场，走自求生存之路。    
     记者：事实上，三幼在与台方合作6年后双方便未再签署合作协议，这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当时的改革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范佩芬：在合作过程中，台方的思想还是比较保守一些，最初打算给我们投60万来进行幼儿园硬件改造，但直到幼儿园改造工程启动，资金也没有到位。当时没有银行贷款，所以我们完全是通过自筹资金，完成了对幼儿园的改造。虽然台方对幼儿园硬件没有投入，但从软件上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提供了很多教具和教材。我园的第一套蒙台梭利教具就是台方提供的，也正是在与台方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了解了蒙氏教育，从中吸收了很多先进的教育理念。这样合作3年后，台方感觉我们取得的成绩已经很了不起了，决定对我们投资，但我们没再接受。因为最艰难的3年已经走过来，当时的幼儿园各方面运行顺畅，已经不缺资金。于是双方在6年合作期满后未再续签合作协议，三幼也由合作办园改称“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园”。   
      应该说我们的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改革3年后我区在我园召开改革现场会，向社会宣传推广我们的改革经验。我们当时就提出“教育重在服务”，既要教育好，又要服务好，归纳起来应该有这么几点赢得了家长很好的口碑。    
     一是服务意识。一切为家长、为孩子着想，服务孩子，服务家长，服务社会，这是我们提出的口号，一直延续至今。    
     二是教育理念。我们提出了“人人是主角，个个得发展”，认真善待每一个孩子，探寻适合每一个孩子成长的教育，园里、班里开展任何活动，都是幼儿全员参与，让每个孩子都有参与和发展的机会。    
     三是管理理念。我们的收费是按质论价，所以家长的钱一定要为孩子服务，让家长感受得到。我园很早就有了大型玩具及一些现代化设备，我们在1993年就给孩子们安装了空调，每个班都有洗衣机、投影仪。    
     所以，  “让家长告诉家长”也成为我们的办园理念。    
     记者：三幼这么多年的改革可以说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2007年又顺利评上北京市示范园，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想到要重新纳入国办园管理行列？    
     范佩芬：让三幼重新纳入国办园管理，首先是考虑到政策的允许。因为北京市这几年对中小学有一项明文（《关于做好规范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体制改革校“归位”，即对是“公办”还是“民办”的身份必须明确。虽然没有提到幼儿园，但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回归的契机。
     第二是考虑到幼儿园的现实处境。北京市对体改园有一个收费标准限额，评上示范园后我们想申请新的收费标准但没被批准。而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国拨工资的增多，我们承载的这种压力越来越大，收费标准不能调整，将使教师的工资无法再提升。
     第三，评上示范园后必须控制班额，这使我们的收费更有限。
     第四，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在增加，如电教教师、专职男教师等，人’头费加大了；生活水平的改善，各项支出也在加大。     
     第五，教职员工的房补及公费医疗，常因一些机构人员变更，对我园情况不了解．总认为“你这个是民办园，国家不给钱的，这些都不能给”，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我们要不断地解释、说明情况。这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使我们感觉到这种自负盈亏的体制带来的压力、难度是巨大的。同时面对现代社会发展的良好形势，我们一致认为：当时走改革之路是为了给国家减轻负担，现在国家经济好转了，已经有实力来投资教育，那么现在应该由国家来承担教师的工资待遇，因为三幼这么多年虽然走了体制管理改革之路，但“国办园”的身份至今未变。同时也是考虑到目前的运作管理方法是基于当时的现实背景，这种管理会不会给未来园所的发展带来难题，因此从幼儿园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回归也很有必要。我们2008年提出回归申请时，从教委到区政府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关注，专门就我们的回归问题由主管教育的副区长亲自带队来我园现场办公进行讨论，并最终批准了我们的申请。    
      记者：16年改革之路走下来，重新纳入国办园管理，有没有感慨和遗憾的地方？   
      范佩芬：16年后回归，应该说一方面为国家教育投入加大、教师待遇提高欣喜，另一方面也心存困惑：当时三幼改革很重要的一点是收费管理体制改革，幼儿园质量高收费标准可以高一些，但体改办对体改园收费的限制，使我们无法再往前走；希望幼儿园能按质论价，实行一费制。 手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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