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所见所闻和所思

      因为多年来在大学承担“幼儿园课程”这门课的教学任务，所以我会经常去幼儿园转转、看看、听听和讲讲。在近20年不算很短的时间里，从南到北，从国内到国外，我到过的幼儿园不在少数，感受和联想不是几篇文章所能写得明白的。在这里，我只撷取自己对当今幼儿园课程改革的一些所见、所闻和所思。   20 年来， 我国的幼儿园课程发生了变化       1987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托宾（J.Tobin）等人曾经对中国、日本和美国三种社会文化中的托幼机构教育进行比较研究。1989年，研究成果以题为《三种文化中的学前教育》的著作发表，轰动了国际学前教育界。       2003年，托宾等人再次对中国、日本和美国三种社会文化中的托幼机构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我曾协助托宾等人在中国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观看了他们拍摄的录像。虽然这次研究的成果还未发表，但是已有的研究资料似乎已经表明，由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密不可分的幼儿教育实践也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       虽然在我国已经很难找到能真实反映20世纪80年代幼儿园课程运行状况的录像了， 但是重温托宾等人于1987年在中国拍摄的录像，我还是能真切地回忆起当年自己在幼儿园中看到的一切。在录像中，幼儿园“兵营式”“同志式”的生活——行动一致地上厕所、吃饭和游戏，幼儿完全听从和跟随教师的教学，等等，这些镜头让我感到似曾相识。我仍然记得这样一件事情，在那个年代，我曾经陪同美国著名学前教育家斯波代克访问上海的一所幼儿园，在观摩该幼儿园一日活动的过程中，这位专家竟然不顾礼仪，当场“出言不逊”，指责该幼儿园的课程与小学没有什么差别。       2004年，在美国亚里桑那州立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前教育专家观看了托宾等人在2003年拍摄的录像，他们对在中国拍摄的录像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并当场向我提了许多问题。这件事让我想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在近20年的改革中，我国幼儿园课程确实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发达地区各方面条件较为理想的幼儿园，课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点让那些持西方人的价值观而头脑中依然保存着1987年录像印象的外国学者感到意外；其二是，在他们看到的录像中一定存在可以让他们学习的“中国式幼儿园课程”的精华，存在可以引起他们反思的东西。   要深入反思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历程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所针对的问题是明确的， 那就是对过分强调系统的知识和技能，强调教师的作用，而忽视儿童的发展和需要，忽视儿童的活动和直接经验等提出了挑战；对幼儿教育管理的标准化和一统性提出了质疑。包括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幼儿教育改革顺应社会文化变革的需要，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势在必行。       在这20年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历程中，广大幼儿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摸着石子过河”， 尝到了课程改革的酸甜苦辣。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获得了很多经验和教训，可以静下心来理性地反思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历程，反思幼儿园教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样有助于我们将幼儿园课程改革推向更健康的发展方向。   教育研究要走向生态       曾在美国教育界担任多种要职的历史学家艾伦·拉芪曼（Ellen Lageman）十分尖锐地指出，美国教育研究的一百多年历史是一段捕风捉影的历史，大部分教育领域的研究对教育本身没有帮助，没有考虑教师、学生、学校、家长和社区的发展需要，针对教育生活的过程进行研究。大量的研究只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教育，不是为了参与教育的人和发挥教育的社会福利功能。他还指出，由于美国的教育研究都被转移到了大学，整个教育研究就此踏上了走向“科学”的道路，这个“科学”使得教育，包括教育发展、儿童学习、家庭和社区的关系、社会和教育的关系，等等，都处于落空的状态。换言之，“主要的教育研究的驱动力把教育研究推向一些不良的方向，抛开现实生活中政策和实践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一味追求过分量化分析和科学主义。”       其实，追溯美国的教育研究历史，我们发现早在19世纪末叶，就有许多自发的或民间资助的研究与教育的实践过程、参与教育的人以及学习者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学前教育领域中，诸多研究已经关注教育机构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提高教师职业水平。此后，有些研究在问题的提出，研究的设计，研究的开发、应用和评估等方面都已经涉及教育环境中的生态性联系，也常常引发百家之言和广泛的讨论。只是这种源于教育实践、着眼于教育实践的教育研究在当时没有成为主流。近些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从生态的视角审视与思考人的发展和教育问题，注重教育现场和情景，教育研究着眼于解决教育实际问题，这种研究取向日趋明显。       回顾在美国发生过的事情，引发了我对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适合我国社会文化以及不同地区实际状况的幼儿园课程究竟是什么? 幼儿园课程改革是以解决幼儿园教育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为导向，还是以让幼儿园教育实践去适合所谓科学的、正确的教育理念为导向? 等等。   课程是最重要、最繁难、最易被误解的教育问题之一       在我撰写的《幼儿园课程》一书中，我引用了钟启泉先生书中的一句话，那就是“课程是教育中最重要、最繁难、最易被误解的教育问题之一”。我认为这句话也完全适用于幼儿园课程。因为幼儿园课程涉及太多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宏观的，有的是中观的，还有的是微观的，所有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 说不清，理也难。对幼儿园课程实施改革决不是一场运动，或者是几道行政命令，或者是由专家权威们发出一些倡议，或者是只需幼教实践工作者满腔热忱地付出努力就能奏效的。       我曾经有感而发：“这些年来，专家也被‘神化’了，只要是专家的话好像就是真理，就会被教育行政部门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和评价的标准，被幼儿园作为行动的指南。”在“摸着石子过河”的情况下，权威人士发出的声音是最容易被当作真理的，加上教育行政力量的强大这一独特的国情，幼儿园课程改革可以自上到下，一竿子插到底。       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难点之一，就是理论并不等于实践，“应然”并非“实然”，过分在乎理论的“先进性”，反而有可能导致幼儿教育实践的“不可操作性”。一种好的理论，有其自身严密的逻辑和体系，它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只能被用于解释和指导特定的现象和事件。幼儿教育实践则应着眼于最优化地解决问题，着眼于“行得通”，而不应过多考虑是否与“正确”的理论相符。幼儿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五花八门的，没有一种或数种理论能够理想地涵盖和指导如此繁杂的实践问题。       我并没有任何贬低或否定专家及其研究的用意，但是我不赞成那些自己缺乏基于幼儿教育实践的研究，而运用所谓高深的理论和不断创造的新名词去发表课程改革指导意见的权威人士的做法。我不认为拉芪曼批评的那种捕风捉影的教育研究对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推进会有帮助，相反，这样的研究只能让园长和教师陷在“云里雾里”，花费了力气，却没有了方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才好。       我们要注意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可操作性，有效地平衡组成课程的各种成分之间的关系， 使之成为协调的整体，在教育实践中发挥高效能。教育研究的情景性和现场性有别于许多领域的研究，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学者们所忽视。教育实践工作者应该理解学者们的立场，因为学者们关注的是纯而又纯的理论；但是，教育实践工作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进行课程改革的过程中，理论再动听，如果不能使教师明白应如何去做，或者根本行不通，那么还不如不听。       而今，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新名词、新概念不断涌现，被炒作得沸沸扬扬，而许多幼儿园教师却被弄得越来越糊涂，难怪有不少幼儿园教师会发出这样的抱怨：“以前会教的教师不会教了，以前不会教的教师更逍遥了。”       而今，聪明的商人玩起了深沉，能用上的新名词、新概念几乎全用上了。幼儿园课程一旦被冠以新名词或新概念，就如同穿上了“正确教育理念”的外衣，也就有了卖点，而广大幼儿园教师却成了被愚弄的“臣民”， 看着“皇帝的新衣”， 虽然不明白，但还不得不附和着说好话。   幼儿园课程不是谁都能编的，也不是谁都会编的       真正用心编制过幼儿园课程的人才会真正体会到编制课程的繁难。近些年来，我曾静心地参与了幼儿园课程的编制，有过经验，有过教训，获得了诸多体会。       幼儿园课程不是谁都能编好的，也不是谁都会编的，这就好比开中医药方，非得由具有处方权的中医师来配制不可。幼儿园课程会影响人的一生，高品质的幼儿园课程会让人一生受益，糟糕的幼儿园课程足以毁坏人生。就这点而言，将编制幼儿园课程与配制中医药方相比拟并不过分。       要编制一套高质量的幼儿园课程，需要顾及的问题实在太复杂、太繁难了。例如，在我国编制和实施的幼儿园课程是不可能不反映和传递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那么，什么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呢?怎样通过课程去反映和传递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       去年，我在日本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上听取了一个研究报告，感到十分震惊。这个研究分析了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德国等三个欧美国家的学前教育课程内容，就“课程期望将儿童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一涉及学前教育根本价值的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幼儿园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与同属东方文化的日本和韩国有十分明显的差别，而与德国等三个欧美国家学前教育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几乎相同。我国的幼儿园课程应该着眼于培养能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合的人，而不应该培养中国优秀文化的掘墓人。在编制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 如果我们不充分考虑这一点， 就不可能编制出好的课程。       我国著名艺术家韩美林在一个题为 《没有文化的文化是可怕的》报告中言辞激烈地批评了我国出版界编写的字典在传递一种可怕的文化心态。下面是报告中的一段话：       可是，让我们看看，现在我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我们大家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查字典，这些字典教孩子的是什么? 我来给大家念两段：     “老虎，野兽名，毛黄褐色，有条纹，性凶猛，能吃人和兽类。”把人和兽类对立起来了。     还有一本字典里这么写：“虎，皮毛可以制成毯子和椅垫，肉可以吃，骨、血和内脏都可以入药。”就知道吃。     “熊，熊的脚掌脂肪多，味美，是极珍贵的食品。”     “狸，肉可以吃。”又是吃。“皮毛也可以利用。”     下面是：“狼，皮毛可以制衣物。”狼太瘦，肉倒不能吃。     “海豚，肉可以吃。”又是吃。“皮可以制革，脂肪可以炼油。”     “狐狸，野兽名，性狡猾多疑。”再狡猾你能狡猾过猎人吗? “遇见敌人时肛门放出臭气，趁机逃跑，皮可以做衣服。”     这就是我们的字典，这怎么教育孩子? 它能有文化吗?       翻开近些年来在我国出版和使用的幼儿园教材或幼儿园教师参考用书，我们可以发现大多存在着韩美林批评的那种“没有文化的文化”，或者是与中国优良文化相悖的、甚至是可怕的文化，诸如大灰狼一定是坏蛋，非打死不可；狐狸一定是狡猾的，也应该被处死；老虎欺负了小狗，小狗一定要想方设法报复才过瘾，等等。我看过不少幼儿园的“园本课程”或者他们苦心设计的教学活动，这样的问题也比比皆是。   幼儿园园本课程再议       由于有些专家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到了“园本课程”，许多人就误以为幼儿园课程改革就是要建立“园本课程”，误以为这是将正确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幼儿园教育实践的最佳途径。许多幼儿园都忙于发展和编制“园本课程”，不少地区的各级行政职能部门也在大范围地要求每个幼儿园发展和编制“园本课程”，有的还将幼儿园有没有“园本课程”作为幼儿园评定等级和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并不完全反对幼儿园搞“园本课程”， 能搞好“园本课程”是“高境界”“高水平”的，但那一定是“十分繁难”的。我不赞成的是，如果连幼儿园课程的概念、原理和运行机制都不甚清楚，就去盲目地编制自己的课程，这样做无论对社会， 对儿童，还是对自己都是不负责任的。说一句老实话，就我看到的幼儿园（其中大部分还是当地高水准的幼儿园） 的所谓“园本课程”，从理论到实践，还算是勉强过得去的仅为少数， 大部分是“经不起推敲的”。       美国课程专家塞纳曾运用三个隐喻说明课程设计和编制与教师的教学不是一回事。他认为，课程是一幢建筑的设计图纸，教师的教学则是具体的施工；课程是一场球赛的方案，教师的教学则是球赛进行的过程；课程是一个乐谱，教师的教学则是作品的演奏。由施工者去设计图纸，球员去制定球赛方案，演员去创作乐谱，都是不合适的，也是做不好的，除非他们是施工者、球员或演员中极少数的高手。   幼儿园课程改革要立足于中国文化和解决自身的问题       自实施幼儿园课程改革以来，在不少幼儿园中，一日活动的组织和安排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少幼儿园教师懂得了要尊重幼儿，要满足幼儿合理的需要，特别是满足幼儿对游戏活动的需要；活动区活动普遍开设了，幼儿自主的活动增多了，有的还组织了方案教学活动、主题活动，等等。也许这些都是我们认定的课程改革的成果，也是有些西方学者感到中国幼儿园课程发生了变化的原因。       我认为，幼儿园课程改革带来的这些变化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改革顺应了我国社会变革的需要。开放的社会需要更多地关注人文精神，需要培养儿童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去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托宾为我正在编辑的一本书写了一篇题为《从民族志研究视角看学前教育的质量》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中国“正力图通过改革学前教育体系，来培养新一批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劳动力。无疑，许多美国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很高兴在中国的幼儿园中推广建构主义、活动区角、自我表达、方案教学。但作为一个教育人类学者， 我担心这些教学法将如何融入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之中，以及在贯彻这些方法时如何考虑中国社会本土的实际情况”。       我理解托宾这段话的意义，那就是中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不是按照某些西方人的价值取向，去做好他们倡导的事情，应该更多地考虑中国人该做些什么。当然，我们可以借鉴西方人的理论和经验，但立足点应该是中国社会本土的实际情况。       当我在幼儿园看到教师都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书写计划和总结、编制课程、设计活动、布置环境、制作玩具和教具、进行观察和记录、编写成长档案，等等，做得很苦，做得很累，有时做得很没有意义时，我经常会想，幼儿园教师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 幼儿园教师应该如何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些有意义的事?       当我看到许多幼儿园的管理部门例行公事式地、没完没了地对幼儿园进行评等评级， 检查幼儿园有没有编制和发展“园本课程”，有没有建立完整的档案材料系统，有没有进行科研并出成果，等等，做得很累，做得吃力不讨好，有时做得很无聊时，我也经常会想，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 这些人员应该如何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做些有价值的事?       在中国进行幼儿园课程研究和改革，应该考虑中国社会本土的情况；在具体的幼儿园进行课程改革，应该以解决幼儿园自身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而不应只是追逐所谓的新理念、新名词，否则一定会使课程研究和课程改革都处于落空的状态。   集体教学活动是我国幼儿园课程中很有特点的一类活动       就个人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偏好而言，我喜欢建构主义理论，但是我并不认为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可以到处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在与当今国际学前教育界最著名的几位建构主义大师的直接对话中，我一方面能感受到他们对建构主义理论的信奉和忠诚，另一方面也能感受到他们对建构主义理论在西方国家的教育实践中难以推行而表现出来的无奈。在大学的课堂上，我往往会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讲述和演绎建构主义理论及其在学前教育中的运用， 但是在幼儿园课程改革实践中，我并不主张过多地将建构主义理论作为设计和实施课程的理论基础。       就个人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偏好而言，我喜欢方案教学、瑞吉欧教育实践等，但是我并不认为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谁都应该这样去做。课程应该是多元的，“条条道路通罗马”，没有一种最好的课程适合所有的幼儿园，而不同的课程可能适合不同的幼儿园。在大学的课堂上， 在有关的报刊中，我往往会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介绍和解释方案教学和瑞吉欧教育实践； 甚至在幼儿园中，我也会与教师们一起尝试着去实践一下，取得一些经验和体会，这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信奉、偏爱和个人追求。在幼儿园课程改革实践中，我认为教师们可以从学习中获取“营养”，得到启示，但是我并不主张大家都要照着去做，更不主张以此作为评价幼儿园课程有没有进行改革的依据。       我赞成幼儿园给予幼儿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让幼儿获得更多自我发展的机会，但是我认为不应该以牺牲教师有效的教学作为代价。       在我看到的我国的幼儿园中，似乎有一个谁都不会否认的共同点，那就是几乎所有幼儿园从来就没有放弃过集体教学活动，而且绝大多数园长和教师都将集体教学活动当作自己幼儿园最主要的活动，在这类活动上花费最多的教育资源，寄予最大的期望。我相信， 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根据我的记忆，我观摩过的不少欧美国家的学前教育机构并非如此。       我认为，在我国幼儿园中存在这种普遍现象是必然的，这不是该不该的问题，也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这是我国的社会文化使然，是我国的国情使然。例如，我国的文化崇尚集体精神，这跟欧美文化不同。又如，我国幼儿园的师幼比不可能达到美国的标准，在一个教师面对许多幼儿的情况下，集体教学活动虽然是无奈的选择，但也许是最有效的。       许多欧美学者并不看好我国幼儿园的集体教学活动，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中国文化，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做法与他们的价值取向相悖。但问题的关键不是欧美学者看不看好， 而是我们自己应该怎么看。其实，欧美学者中有不少人已经在研究或开始研究我国幼儿园的集体教学活动，发现这是一种很值得他们学习的教育、教学形式。       现在，已经很少见到我国学者在文章中论述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尽管这类活动仍是我国幼儿园中最常见的、被大家默认是最重要的教育活动。我从过去不那么关注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到现在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解决幼儿园教育中的现实问题出发进行研究，而不只是通过研究去验证某些假设，或者去演绎某种理论。   我看到的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       谈到幼儿园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其实不是简单地用“好”与“不好”就可以鉴别和区分的，不同性质的教育活动都会有其独特的长处，适合特定的教育情景和教育对象。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也是如此。       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可以是低结构的，也可以是高结构的；可以是较多关注教师预设和指导的，也可以是较多关注幼儿自发生成的；可以是整合性的，也可以是主要关注某一个学科领域的。如果只是根据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的性质去判断和评价它的优劣，就会失之肤浅。我认为，重要的是如何使集体教学活动成为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动。       我是一个从事了20年幼儿园课程研究的人，虽然在研究中还有许多肤浅之处，但毕竟还知道一些判别和评价不同性质的集体教学活动的基本原理。我是一个长期生活在自己国家的中国人，虽然与外国学者很甚多的交流和沟通，但审视问题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仍然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基于这样两点来评判这些年来我在幼儿园看到的集体教学活动，我想用“揪心”两个字来形容我的感受 (当然，我也看到了一些很不错的集体教学活动，但这只是少数)。       当我们看到一群天真烂漫的幼儿围着一个教师，在学习毫无教育意义的东西，甚至是与我们的文化相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能不揪心吗?       当我们看到幼儿被莫名其妙地要求去发现和探索，而他们的手中缺少材料，心中没有目标，一会儿朝东，一会儿朝西的时候，我们能不揪心吗?       当我们看到一天下来，教师很累，幼儿也很累，家长花费了钱财和精力，社会花费了资源，但是谁都没有在这类活动中得到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能不揪心吗?       ……       我实在不愿意将我看到的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描述得那么糟糕，我希望我见到的都不能代表真实的存在。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正视问题，分析原因，加以改进。   提高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水平的入手之处       造成当今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水平低下的原因很多，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由于在课程改革中强调了幼儿自主学习，强调了个别化游戏和教学，许多教师误以为开展集体教学活动就不符合先进的教育理念，因此对集体教学活动的重视程度降低了，甚至不敢去抓了。       ●由于园长和教师被要求做过多的文案工作和科研工作等，因此他们没有精力去研究和反思集体教学活动的质量。       ●幼儿园课程在管理上放手后，幼儿园有了自主决定课程的权力，但是园长和教师缺乏经验，在还没有能力和条件的情况下，他们或采用自编“园本课程”的办法，或误选(有的是被迫选用) 品质低下的课程和教育活动。       ●社会上缺少优质的幼儿园课程资源，相反，胡编乱造的幼儿园课程和教材充斥着整个市场，这些包装得还不错的“课程垃圾”误导了教师。       ●教师的专业水准还没有达到能较为理想地把握集体教学活动有效性的程度，特别是在幼儿园能自主决定课程的情况下，课程自主化与教师专业化之间产生了距离。       ●专家们对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较少发表正面的意见，也削弱了园长和教师对集体教学活动的研究。此外，少数专家和督导人员在集体教学活动问题上故弄玄虚，把原本并不怎么复杂的事包装得谁也听不懂，这也是间接造成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水平低下的一个原因。       要提高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的质量，可以针对上述的原因采取相应的措施，一般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课程建设，即为幼儿园教师提供高品质的课程资源，内含高品质的集体教学活动，让幼儿园教师能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使之成为有效的教学方案。其二是加强教师对集体教学活动的研究和反思，使教师能在自己和他人的实践中有所感悟，从根本上提高自己开展集体教学活动的水平。   幼儿园教师的一种看家本领       设计和实施集体教学活动应该是我国幼儿园教师的看家本领之一，许多优秀的幼儿园教师都有这样的本领。而今，教师们的这一看家本领被弱化了。       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主要是指一两个教师面对全体幼儿或许多幼儿开展的教学活动， 一般而言，要求全体幼儿能在同一时间内完成同样的活动任务或者相关的活动任务。好的集体教学活动不仅能有效地调动幼儿与教师双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能为幼儿生成自己感兴趣的学习任务提供平台。       对于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的设计，我认为起码要达到三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集体教学活动所借助的活动材料的品质一定要好。几乎每个集体教学活动都要运用活动材料，而这些活动材料一般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的，而不是由哪个编写教材的人心血来潮信手拈来凑合而成的。具体地说，在集体教学活动中运用的故事要好听，要有趣，要富有内涵；运用的儿歌要简洁，要押韵，要琅琅上口；运用的歌曲要优美，要有表现力，要富有激情……如果选用的活动材料品质不好，集体教学活动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教学活动。       第二，设计集体教学活动的关键在于活动目标的定位是否准确，换言之，就是它对特定的教育对象是否有教育价值。在设计集体教学活动时，即使有好的活动材料，如果活动目标定位不准确，这个集体教学活动也不可能是一个好的活动。不管活动的目标是重结果还是重过程，都必须是清晰的，可达成的，而且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第三，一个集体教学活动的目标一旦确定，那么如何使活动过程达成预定的目标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些活动过程要切实可行，行之有效。       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时，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对教师而言几乎是常识。如果要求再高一点，那么还应有利于幼儿在不同水平上进行学习；有利于激发幼儿生成自己的学习任务；有利于使集体教学活动与幼儿园其他类型的教育活动融为一体，发挥更大的教育功能，等等。       但是，我们在幼儿园中看到的实际情况为什么又是那么不如人意呢?       其实，对于幼儿园教师来说，要真正拥有这样的看家本领并不容易，得经过长时间的“修炼”。我相信，幼儿园教师把握这样的看家本领，比没完没了地去做本来就不该由他们做的事情要有意义得多，因为这是每一个幼儿园教师本来就应该做好的一件正经事。   结语       那么多的所见所闻和所思，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下几句话，那就是：       ●多年来，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是有成就的。       ●幼儿园课程改革的研究要走向生态，要以有效地解决学前教育中的问题为导向，而不只是以“科学主义”为导向。       ●应该立足于我国的社会文化，深入思考幼儿园课程为什么要改革，改革什么和如何改革的问题。       ●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是我国幼儿园课程中很有特点的一类活动，应该加强和改进， 而不是取消和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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